近日，全国关于北京圆明园防渗改造工程的争论，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相关听证会也举行过了，结果并不理想。近来工程方又拿出新证据：专家论证圆明园工程应该上，至此该争论已经陷入一种僵局状态，整个形势的改变与专家的论证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公众困惑的是到底应该相信谁？专家的意见对吗？专家做出的结论是否站在一个中立、客观的角度？

　　也许这样一路追问下去，就能发现我国在科技政策制定中长期存在一些深层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的科技政策制定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抛开圆明园这个具体案例不谈，至少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认真思考过：科技政策的制定是否需要引入问责制？

　　现代政策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制定主体通常有以下三种：精英主体、共同体主体和公众主体。目前西方主要是采用共同体制定主体，而我国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还不高，基本上是以精英为政策制定的实际主体。在公众印象中，某人能够被选为某一个领域内的政策制定与评估的咨询专家，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情。这种咨询活动也为专家带来许多潜在的可观收益，而且这种政策咨询与评估又没有任何风险，渐渐地，参与政策制定与评估就成为一项社会地位高、风险小的热门行业；再加上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任何人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专家也是现实社会中人，时刻存在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各环节都存在严重的寻租空间，只不过这种寻租以与知识权力共生的形式出现，以科学的名义展现在社会面前，使公众更加难以辨认这些貌似科学的决策与评估的真假。国外就出现过许多专家为烟草商提供吸烟“无害”的证据的案例，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市场与法制还很不健全的社会，问题恐怕更多。

　　由于任何一项科技政策效果的显示都有滞后期，因此很难预见一项政策的实际后果，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策制定者可以找到更多的借口掩盖决策或评估中出现失误的原因。久而久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成了一项高收益、无风险的行业。在这样背景下，笔者认为，应该在政策的制定与评估中引入问责制，倡导一种责权明确的政策制定机制，谁在政策制定与评估中出现了无法合理解释原因的错误，谁就要负责。

　　如果问责制成为一种制度，就可以使任何一项决策从制定、执行到评估都处在具体责任人的监督之下，相信我国的政策制定水平因此会有显著的提高。任何决策者、执行者和评估者的行为就直接与自己的荣誉、利益和前途挂钩，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利益集团对决策与评估的影响。通过这样的举措，也能筛选出一些真正的专家和精英，淘汰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未来政策制定主体的转型提供一个良好的过渡平台。

　　记得笔者在沈阳读研究生的时候，常常注意到那些建于50年代的教学楼，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仍然显得稳重大气，惊叹之余，总要到镶嵌在墙上的标志牌前看看那些设计者的名字，内心对这些未曾谋面的专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多年以后，突然明白，那是属于一个人自己的作品，他会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捍卫科学的客观性。同理，我们的任何政策的制定与评估也应该把作者的名字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也是一种无声的责任。美国的政策专家万·布什，作为主要组织者，于20世纪中期提出的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超越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荣誉和尊严是人的第二生命，相信没有人会为一些蝇头小利而放弃这些，而问责制恰恰能够实现人对尊严与尊重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