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的农民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合法的农民协会，协会组织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学习知识、普及科技、清理垃圾、修建道路、创办企业……黄河边的小村庄里正在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寨子村农民协会的诞生看似偶然，但却有着深厚的背景。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一定程度上处于各自独立、分散的状态。农村原子化的后果不仅导致了一些地方农民无法与基层恶势力和市场相抗衡，农民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而且农村的公益事业也无力兴办和维持，农村的持续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基本共识是通过组织化的渠道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少数地方的农民就率先自发成立了农村专业技术或经济协会，这一时期，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技术交流和集体购销。

　　鉴于自发的农村专业协会在促进农村技术推广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地方政府开始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推广，到90年代中期，数量已达到150万左右。中国农民组织的第二次创新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村成立了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农村社区志愿者组织、部分老年协会，这类农民组织主要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致力于农村的公益、慈善事业。而第三次农民的组织创新可以说始于21世纪初，例如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成立的农民协会，这类农民组织的最大特征在于其综合性。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农民的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但是人们在农民组织化的目标、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方面又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分歧最大的就是现阶段中国需不需要大力发展综合性的农民协会、如何发展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公认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改革道路：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切入，渐进深化。而这一经验也可以为中国农民组织化道路的选择提供参考，有目标、有步骤、脚踏实地地推进。

　　客观地说，中国农村的专业协会数量很多、分布很广，但由于绝大多数协会的行政色彩太浓，作为部门政绩而成立的这类协会大多形同虚设。而无论是应对WTO的挑战，还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的专业技术组织和经济协会都是基础。

　　因此，从全国范围看，现阶段，中国农民组织的发展，首先仍然还是应当以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协会为核心，工作的重点在于提高农村专业技术或经济协会的自治性与服务质量。至于公益慈善性的农民组织，由于该类组织很多是在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目前数量有限、分布不太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总结各地的本土化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引导、逐步推广。而综合性的农民协会是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又一创新试验，它代表了未来中国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方向。不过，在中国的农村专业协会、公益慈善性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期，在目前基础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综合性农民协会还不适宜于大范围推广和发展。但是，对于寨子村农民协会这样的新生事物，也应当爱护、鼓励地方创新的积极性，并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