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首都金融文化节暨北京国际金融投资理财博览会（简称首都金博会）将于9月1日至4日举办。首都金博会组委会在透露这一消息的同时还宣布，金融业已成为首都经济支柱产业。在中央政府正式批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几年之后，北京似乎又意欲把金融街变成全国的金融中心，并把CBD打造成与WTO接轨的国际金融中心。难道中国真的需要建设两个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的形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虽然中国不少城市都热衷于成为金融中心（比如大连、深圳都提出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天津计划五年内投下7000亿元，力图把天津建成北方金融中心），但金融中心的形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靠重要官员表态和政府的政策倾斜就可以长久维系的。而主要依靠金融开放与金融环境以及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自发选择，是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至少在10到20年内难以被彻底替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诸多优势，是内地城市都不具备的。比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完善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廉洁高效的政府及其公务员队伍、深厚的法治传统等，而这些恰是内地城市的软肋。再比如香港的银行业传统和规范有序的从业氛围，绝非靠几万亿元投资或者政策倾斜就能获取的。

　　而上海在资本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和黄金交易等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方面较有优势，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心和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笔者相信：如果北京主动放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转而以首都的政策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全力支持上海建设全国性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优势地位和资源条件将有可能逐步转移到上海。

　　为什么上海有可能最终替代香港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是目前香港金融中心的国际化色彩在褪色，急切需要新的支撑点。香港的跨境借贷规模一度超过美国，但目前仅仅与新加坡持平，香港的跨境负债业务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明显下降，香港作为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也在下滑。一旦市场条件、开放程度、从业人员素质以及法制环境与大陆趋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就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近水楼台先得月”心态有损城市间优势互补

　　什么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标准是什么？简单地说，金融中心应当是交易成本最低、交易效率最高、交易量最大的金融资本、金融机构和金融信息的集聚地。同时要有自由交易环境、良好的金融传统和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制度来予以保障，这些制度应当是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金融机构或企业在这里不应受到任何不正当的限制和歧视。

　　上海虽然不是首都，中央银行也不在上海，但这些都不会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比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但美国的金融中心却在纽约。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上海事实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金融中心，并已为迈向国际金融中心打下良好基础。而天津的定位则应当是北方区域性金融交易中心，深圳、大连、武汉、西安等城市充其量只是区域性金融中心。

　　目前北京不是全国性的交易中心，而只是全国的金融决策和监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和金融批发中心。就北京目前的情况而言，在金融街上集中的主要是一些国家级金融管理机构、全国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总部。不但种类不够齐全，而且在金融街乃至整个北京市至今没有一家全国性的交易机构（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和黄金交易所等）。因此北京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中心。

　　再者，作为首都，北京不应当总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心态和独特的决策影响力争取各种优势地位和稀缺资源。比如，最近二十年北京的强势使得天津在中国大都市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两大都市之间的所谓“优势互补”的实际效果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一厢情愿地把北京由过去的纯消费性城市和历史古都扭转为如今的特大型超级都市，使北京的城市功能过于宽泛和庞杂，城市人口过于庞大和集中，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历史古都的独特地位和比较优势。近年来又再度把“现代”和“奔驰”汽车厂这样的大型工业项目引进来，似乎忘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古训。

　　假如每次把亚运会、奥运会这样能够提升城市功能和等级的项目都放在北京，那么其他城市如何能够与之公平竞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是否把奥运会放在首都举办）？如果把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全部集中在北京，那么其他城市和地区又如何效仿和赶超？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一下美国、英国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看看它们是否都集中在首都）所在地，便可窥一斑了。

　　试想一下，如果北京硬把自己变成全国所有行业的中心或所有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如今“总部经济”的提法已经是甚嚣尘上），那北京还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城市吗？北京是否错把自己等同于新加坡（国家即是城市，城市亦是国家）？当年因为没有采纳梁思成等人的意见，北京古都城受到严重破坏，有利于首都城市定位的建设规划被严重扭曲。如今倘若各种意见仍然没有得到重视，北京的城市功能和定位将有可能继续被严重扭曲，并产生长久的历史性失误。笔者不揣冒昧，谨以此文求教于有识之士并希冀留一历史见证。

　　□夏业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