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值得欣喜的是，立法者们摒弃了“权力本位”的思维定势，将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依法处罚等原则注入了草案条文。因为以人为本，违法未成年人、孕妇、老人的处罚方式被适当变通；因为注重人权，讯问时间被严格限定，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被严令禁止；因为注重程序，利害关系人被要求回避，行政拘留最长期限得以确定。可见，限制警察权力，彰显公民权益，正成为法案制定的着力之处。

    之前，有人曾概括其特点：“管得更宽了，罚得更严了”。管得更宽，是指规制范围的延伸，非法出租、噪音扰民、侵犯隐私，传统法规束手无策的行为，逐一被纳入管制范畴；罚得更严，既指处罚幅度的升格，也意味着处罚方式的渐趋多样。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机关执行，管得更宽，罚得更严，也意味着警察权力的扩张。这样，即便社会秩序可能会因此得以维护，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却面临被公权力侵犯之险。毕竟，《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触角将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其适用将与公众人身、财产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有理由赋予它更多的期盼，更高的要求。

    其一，未将听证程序引入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是草案的一个缺憾。行政处罚决定，是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限制、剥夺。该决定的做出，只有建立在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基础上，方符合执法公正的原则。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将听证程序引入行政处罚，适用范围却只以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为限，留下一个“行政拘留”是否要经听证的“尾巴”。草案延续了这一缺憾，未在行政拘留决定程序列入听证制度。既然人身权与财产权相比，前者更为重要，为何更为重要的人身权却缺乏听证程序保障呢？希望在人大常委会对草案的审读过程中，看到这一问题的解答。

    其二，为防止公权力任意侵入公民生活，草案中的部分用语，尚需严谨推敲。如“强买强卖”、“扰乱活动”、“卖淫嫖娼”之类词汇，运用起来似乎司空见惯，结合具体案件推敲时，语言的模糊性方逐渐凸显。这类用词一旦写入法律，其内涵外延的伸缩性将无限延展，法律语言将充满不确定性。不同地区，不同执法人员，可能会根据自身理解，进行不同的解读与应用。这既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也易发生执法者在利益驱动下曲解法条、滥用职权之危险。

    其三，草案还可考虑设计防止执法经济化、管理趋利化的制度。警察权力一旦扩大，民众最担心的，就是公安部门受经济动机驱使，以罚代管。因此，草案应对滥用罚款权的行为加以限制，同时要求明确罚没款去向，给予受害者适当经济补偿，并严格禁止罚款指标的存在。为严防人情执法，经济处罚的自由裁量空间，也应限定在狭窄范围之内。

    现代行政法产生的初衷，在于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规范。《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行政管理法律，其立法目的，自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草案即将面临审议，付诸立法后将很快投入适用，在此过程中，立法者，乃至以后的执法者，都将面临执法权与公民权孰大孰小、社会秩序与公民利益孰重孰轻的权衡。强调现代行政法治，正是为了强调限权之重要，权利之珍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拥有一部以保障公民权利为主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