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公私划分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是透明的、有社会公信力的，社会才有权要求个人作出有补偿的合理牺牲。这时，这个个人可能仍然是不满意的，但社会却不会积累大规模的怨恨。

　　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公与私的问题。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也有“公”要求“私”让步的时候。最容易碰到的，就是公用事业发展要征用私人的房屋土地。

　　最近，美国康州叫做新伦敦的小镇上，柯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1997年柯罗买了中意的水边小屋，心满意足安顿下来。突然晴天霹雳，说是政府要征地。

　　邻居们都拿着赔偿费搬走了，就是价格公平，他们还是有牺牲的，住房和环境，是家庭生活的载体，除了硬件价值，还有很多感情和其他因素，不是用钱就能算得清。柯罗的一个邻居，就在这里住了几代人，整整一百年。这里有稳定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生活。这一来，老街坊们都散了。

　　柯罗坚决不搬，成了钉子户，还告上法庭成了个著名案子，闹到最高法院。

　　美国建国时，还是大乡村，大量私人拥有土地。两百多年来，美国经历了现代化，城市飞速发展，应该出现大量柯罗才是，可是闹到最高法院的并不多。美国的城市开发公私界限比较清楚，一般是政府规划，私人开发。房地产开发都是私人经营，他们必须先服从政府的城市规划。符合规划条件，由开发商解决开发区的原私人财产。

　　如何解决呢？法律不容许强制私人之间的利益转移。不论该房地产商是谁，商业开发性质，就是私人谋利。房地产商可以商购私产，不可强拔钉子。法律认为，每个人的利益由自己判定，别人无权插嘴。虽然房子市场价值有限，可是，个人对房子的感情可以是无价之宝。业主愿意接受出价放弃某种利益，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法律无权强制他放弃。

　　美国的开发商和原地产主之所以不冲突，就像商贩和顾客不冲突一样。开发商解决钉子户，只能依靠优价购买。

　　大多数开发的私产问题，就这样“私了”消化了。

　　但是，合法的公地征用，法律支持“私”向“公”的利益转移，可以强制执行。最典型的例子是修路。不能出一个钉子户，大家就此路不通。国家可以征用私人土地，如果公私发生矛盾，则有法院裁决。那么，法院在什么情况下支持国家的征地、下达拆迁命令呢？

　　政府征地是动用“国家征用权”。动用国家征用权必须符合两个要求，即“公用”和“合理赔偿”。

　　从“合理赔偿”来说，卖房本身有“价格”和“意愿”两方面。在征地中得到的赔偿，即使作为“卖房价格”是“宽”的，但是论“意愿”房主仍然是在作出牺牲。法律规定，对赔偿费不满意，可以要求法庭陪审团来判定。

　　对征地的“公用”目的有怀疑，也可以走向法庭寻求仲裁。柯罗把官司打上法庭，就是对征地用途有疑问，这次征地是包括一部分商业区的经济开发。她质疑这不符合“国家征用权”中对“公用”的法律界定。

　　经过法庭调查，柯罗所在的新伦敦市，情况非常特别。它的经济原来依靠一个海军的军事基地。1996年联邦政府决定关闭这个基地，小镇经济顿时崩溃，失业率高达州平均失业率的两倍，人口降到1920年以来的最低点，只有两万四千人。小镇濒临瓦解，这样衰落的地区连开发商也没有兴趣。因此，由州政府支持发行债券集资，规划一个包括州立公园的整体开发项目，其中有一部分商业区，指望以此刺激经济，救活小镇。项目宣布后，立即有公司响应，愿意在这里投资三亿美元建研究机构。所以计划不能说没有道理。

　　几级法院再三确认，其中无违法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以经济开发为征地目的的情况极为罕见，诉讼才能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根据一级级的法庭审核，都裁定新伦敦市以救活小镇为目的的特殊经济开发，规划良好，可以被看作“公用”，且征用范围适度。这是司法系统在对公私作出又一次细致的界定，什么是“公”，不是光靠政府官员说了算。

　　征地很少引出社会风波，一是在法律上清楚划出公私界限，二是透明、正当的程序，三是有独立公正的仲裁机构。在这样的前提下，民众达成共识，公用征地必须服从。只要征地合法，法律支持政府强行执法，做征地钉子户就没有意义。关键是争得“合理赔偿”。

　　从“柯罗对新伦敦市”一案我们看到，不论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还是“国家征用权”，都只是简要大原则，却必须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纸上法律容易完美，执行过程中的环节却可能百弊丛生。因此，对每一个宣称是“公用”的项目，都必须有一系列的审核程序，向公众公布计划细节，立项前接受民众质疑，独立审核部门的审查，项目涉及私人承包必须严格招标等等。同时，还必须接受民间和媒体的调查，全方位地确认，是否假公济私、是否有私下的利益输送。在发生类似柯罗一案的争议时，还必须有独立司法来对具体项目，对“公用”作出审查、解释和界定。每一个项目，只要有疑问，都有权利要求司法仲裁。

　　保护私人财产，不等于社会绝对不要求私人为社会作出合理牺牲。关键是，以“公用”的名义征收私产，在执行中，要做到合理行使“国家征用权”，最终必须依靠社会整体制度的健全和复杂运作，其中包括一些看上去和征地毫不相干的部分，例如新闻制度的健全、民间社会的发达等。只有公私划分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是透明的、有社会公信力的，社会才有权要求个人作出有补偿的合理牺牲。这时，这个个人可能仍然是不满意的，但社会却不会积累大规模的怨恨。

　　作者：林达 旅美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