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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赶超战略着力公平社会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7-31

 
    文/林毅夫
  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快速发展经济,并使收入分配更为公平
  观察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亚洲“四小龙”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不如人意,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归纳这些重大的经验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只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
  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然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最终至少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问题。
  首先,赶超战略将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
  赶超战略之下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大量使用这些经济体中相对昂贵的资本,而较少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些企业的成本水平比较高。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而没有政府的扶持,这些企业就不会自发地建立起来。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政府就要通过种种方式予以扶持。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水平低下、经济剩余少,可以动员起来用于扶持赶超企业的转移支付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种价格体系。
  在各种比价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压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之后,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了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了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剩余劳动禀赋量”之比的结构,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
  这就导致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拉大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会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
  除了压低资本相对价格,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也会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压低,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
  其次,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地区差距。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结果使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无法将其优势变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资源上不具优势的较富的地区经济越发展,从资源具有优势的较穷的地区获得的产品就越多,相当于较穷地区在不断补贴较富地区的发展;于是经济越发展,地区差距就越大。
  第三,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了寻租之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最后,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恶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快速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时,在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

    [凯迪网]

 

相关述评

国内经济学家的大跃进心态    

    文/薛涌

  最近听说周其仁教授大谈超英赶美。他在报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说他不过是“在转述伟人、前辈、同事和朋友的看法,远看中国,我对这些判断没有异议”。

  我们尊重经济学家,是在于他们有我们常人没有的分析力,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追星”。遗憾的是,周先生把学术明星们彼此矛盾的意见一股脑儿地堆在一起,不加分析地用来支持自己对经济发展的乐观前瞻,颇有点“大跃进”的味道。

  比如,他“听说”美国媒体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75年后谁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结果只有一两位肯定地说美国;一位说如果俄罗斯进入欧盟,就是欧盟;俄罗斯不进欧盟,还是美国。除此之外,八九位诺奖得主一致说中国。接着,他又引用林毅夫的预言: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

  75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需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比美国高那么几个百分点就可以。但要在2030年超过美国,怎么算,年增长率也非得两位数不行。这两个预测,对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估计,以百分点计至少相差一倍。以年份计也是75年后还是25年后之别。我没有见过经济学家的意见可以差这么远的。你即使是盲信也只能信一家。周先生怎么能对两家都没有异议呢?

  最邪乎的是他引述香港某知名教授的话:“要是中国坚持开放、尤其是实行金融开放,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国叫板。”并说他有根据:“就是日本在人均GDP方面发力追美国,实际上也就是20年。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势头比当年日本好,可以减去两年,18年够了。”

  18年后就是2022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如果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要能和美国叫板,中国的GDP就至少是美国的四倍。如今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1/8左右,况且美国经济也不是原地踏步,到那时,经济总量至少也翻番了。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按这位香港教授的预测,中国经济从现在到2022年,不是翻三番四番的问题,而是要增长六十几倍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除了靠“亩产万斤粮”之外,大概也是别无他途了。

  日本在经济上追美国,如果是从1951年美国占领结束开始的话,到1971年正好20年。实际上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美国是1986年以后。但是,1986年后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被高估了。再加上上世纪80年代末的过度投资,创造了水分极大的人均GDP。泡沫破灭后,现在人均GDP又低于美国不少。即使按照被高估的日元和泡沫经济来算,这个过程也花了至少35年。

  更重要的是,你怎么证明“中国现在的势头比当年日本好”呢?日本经济从1955到197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3%,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自由经济大国。中国过去25年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是9%,GDP在世界上仅排第六七位。从1951到1971年这20年间,日本的工业界已经发展到了快要统治世界的地步。日本的大企业在许多尖端项目上都成了世界名牌,赚的是第一世界垄断性的利润。中国的经济改革至今已经有25年,还没有出现一个高端产业的世界名牌,连做衣服都是顶着人家的牌子,挣的是第三世界的打工钱。我们人多,GDP总量雄居世界之巅不足为奇。但以目前的经济结构,人均GDP如何超过人家?

  学者进入媒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笔者也希望做一个学界和媒体的两栖人。但媒体对学术是有腐蚀作用的。特别是中国的媒体水平还很低,你一成了学术明星,不管怎么说胡话媒体也登。这就使中国的学术明星享受着西方同行没有的话语霸权。所以,学者在使用这样的权力时就更要小心。中国人经受了超英赶美的苦难。那些制造出“亩产万斤粮”的神话的学者,对这些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只是希望国内学界的朋友进入媒体时严谨一些。我辈已经不必顶着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政治压力,再重复前人的错误就不可原谅了。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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