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化有关。如今，大量农民正是由于进入城镇，进入沿海工业基地，加入到效率更高的分工与社会合作体系中，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成果。

　　然而，这个过程中仍然充满了不公平。尽管这些人口已在城市长期居住，向城市贡献了税，但却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福利。他们已成了常住人口———其典型标志就是拥有固定住所，但却不能改变农业户籍的身份，无法有机融入城市生活中。反过来，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的管理体系之外，政府也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正常而有效的管理。

　　此外，大量外来人口也因为户籍限制不能在所居住的城市参与社区自治，也不能行使人大代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因为这些权利与户籍联系在一起。而对他们来说，回户籍所在地行使权利既不方便，也缺少实质性意义；在所居住的城市行使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意义，但他们却被排除在外。

　　因此，不管是从平等与正义的一般原则看，还是从城市管理效率等实用角度看，二元户籍制度都应当是改革的对象。

　　当然，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施已久，而很多制度是以它为基础形成的，比如，城市的福利供应是以户籍人口为基数的，城市的管理体系也是根据户籍人口的数量和特征设立的。因而，骤然取消人口流动的一切限制，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难题，城市政府未必能在一夜之间完全调整。

　　但实施的困难是一回事，而是否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却是另一回事。文明的政治是追求原则的政治，文明的制度应当是追求原则的，而不能仅仅为了方便。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假如被人们普遍认为合乎原则，有助于增进社会的正义与平等，那么，它就应当被政府确定为一项政策目标，整个社会也应就此而达成共识，为了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而共同努力。

　　然而，关于户籍制度，近年来总是不断冒出奇谈。比如，北京某教授曾建议政府实行人口准入制度，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外地人口进京；还有某博士建议，通过提高城市生活成本，比如提高出售给外地人的住房价格，将“低素质”

　　人口挡在城市之外。这样的思路，试图把人们已普遍认为不正当、不合理的一种制度永久化，或者使之更为刚性。其错误在于，以权宜的考虑代替对原则的追求。

　　从政策层面看，有些城市一而再、再而三试图通过地方法规或红头文件，阻止农民进入城市，甚至把已在城市生活的农民赶回乡村。这是一种群体的自私，无原则的利益成为城市政府决策的惟一依据，而原则却被抛到脑后。

　　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根据正义与平等的原则，确定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方向，对最终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至关重要。刘金国此次表态，似乎是最明确的一次。

　　它以城乡居民平等这一原则，给各地城市政府划定一个政策选择范围。也就是说，从原则上说，地方政府关于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的法规和政策，只能致力于逐步取消歧视性措施，向农民打开城门让其在城市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让常住外来人口享受城市的福利，而不应当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