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秀娟

　　“城镇化是从中国农村的具体国情出发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如果翻译成外文，也即城市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8月7日开幕的“2010发展中国论坛”上指出，城市开发过度、能耗、排放大，是典型的“城市病”，解决“城市病”不能单纯依赖技术，应考虑分流需求。由此从另一方面阐释了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必要性。

　　他解释说，交通无缝对接、智能交通管制系统、地铁高速化、立体化、大型化等，无疑是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技术手段，但这不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开发过度、能耗大、排放大的弊病。同时，大规模的改造和应用需要巨大投资，并且技术转化为应用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寄希望于技术解决会遇到技术瓶颈，并且会导致城市的盲目扩大。因此要考虑别的办法解决大城市病，这就是分流需求，也即让大城市过多的人口分流到中小城市去。”

　　“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6.7%，然而2007年、2008年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9%，巴西等一些高收入国家是85%。从城市化的国际发展趋势来看，45%—55%的阶段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70%以后是稳定阶段，中国现在正好进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种最快发展时期带来的是什么？巨大的内需潜力。城镇化、城市化的大规模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大量非农人口转向城市将刺激住房、医疗、教育、城市等的消费，这种消费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一年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13亿人口的1%就是1300万人。这种消费需求的连带效应也会带来大量的投资需求，比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以及城市各方面功能的完善等。”卢中原说。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市场资源稀缺，而最大的市场资源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如果能稳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会创造市场的新大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指出，“十二五”是推进城市化进程非常关键的时期，而推进城市化也需要转变发展模式。

　　“城镇化道路走得好不好，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如今中国在城镇化发展方式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城市发展迅猛，而中小城市发展不足；城镇粗放扩张、资源利用率不高；而城市建设热衷于新区发展、空间跳跃式开发，公共设施配套却跟不上；此外，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很多城市发展越来越没有特色、没有文化内涵，也导致很多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北京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卢映川说，“我们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和压力也促使城镇化发展应转变发展方式。比如资源环境开始成为硬约束，不管是水资源、土地资源还是能源，现在的制约越来越强；还有城镇化成本越来越高，城镇化面临的高成本压力，既有市场引导等因素，也有开发、管理失控的问题。此外，农民工二代转型、城市技术变革等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未来城镇化需要怎样的发展模式，王一鸣提出十点建议：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城市化不光是美化、量化、绿化，最重要的是让进入城市的居民安居乐业。第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比如放宽入户门槛政策，现在很多城市在积极推进。第三，要统筹城乡发展，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上推进城乡对接。第四，高度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同时建立一个城市网络，把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网络化，而高铁建设的加速推进，将促成农民工在大城市就业、消费，在中小城市居住的现象。第五，积极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这将成为中国的经济主要载体和参与国际的主要平台。第六，要突出加强公共服务，比如怎么把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作为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能。第七，增强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垃圾处理、供水、废气的处理等。第八，突出历史文化特色，不能所有城市千篇一律。第九，鼓励公众参与，使政府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模式发展，让老百姓也参与到治理结构里去。第十，要进一步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包括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社保体制等，但现在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重规划轻监管，很多规划没有真正完全落实。因此城市规划还需有相应的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