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0-01
人人说出真问题，内政才会更修明
□本报评论员戴志勇
村里有户穷人家，这些年有了点钱。邻居难免会想:他家到底有多富?钱都用来干嘛了?那些曾欺负过这户人家的，多少会有点心神不宁。此时，这家派个代表出来坦率地亮一亮家底，说说自己的困难，对消除村人疑惧，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有莫大好处。9月23日，温家宝在联大的讲话，或许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篇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演讲，把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进步与当下的巨大困境，和盘端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
温家宝的这份坦率，是作为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大国领导人，理应具有的自信与从容气度。的确，成立已六十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再需要用GDP总量世界第三、奥运会金牌第一这类指标来“为国争光”。她应有足够的勇气，来检讨并克服上述困难。这些困难，皆属于中国内政。在国际场合，主动自揭“家丑”，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是对“内政绝对不容干涉”的一种超越。其实，内政与外交，向来都相互渗透，无法截然割裂。内政修明，就不用担心他国干涉。内政不修，即便没有敌国侵扰，也可能祸起萧墙，国破家亡。而内政的修明，向来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昔日，“亩产几万斤”可以为决策者接受，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信息的扭曲程度，完全可以超乎常识与常理。在信息时代，一旦决策者错失数据背后那些深层信息，恐怕“正确”的决策也难免南辕北辙。
真实而完整的信息，很难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官僚体系中得来，这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一个基本困境。居高位者的信息和精力有限，土地利用、维稳与人事选拔等施政目标和手段，很可能已经过下层的精妙博弈。就连“矿领导下井”的政策，也被一些煤矿突击提拔七位矿长助理而化解于无形。
所以，要想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还得允许官僚体系外的当事人与社会，有充分言说的权利。他们才是第一手的信息源，才是内政修明的对象与目的所在。其实，温家宝言及的种种困难，其最先与最后的承担者，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中国人。是那些进城务工者，在产业链低端的工厂里付出血汗辛劳；是唐福珍、钟如琴、罗志凤和叶忠诚这样的人，在承受暴力拆迁带来生死伤痛；是那些关进“黑监狱”的上访无门者，在被屈辱洗礼。他们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惟有他们的困境最真切，惟有他们的诉说最不容辩驳。他们一次次地说出自己所受的不公，全社会对正义的渴求就会不可遏制。他们反复要求有尊严的生活，物质分配的正义与政治生活的伦理底线才能慢慢筑起，中国的内政，才有机会变得更为修明。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坦率道出中国的困境，这是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每个国民都能大声说出自己困境，这更是一国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温总理站上联大的讲台，全世界都会倾听。单个普通中国人的声音却很微小，很可能被淹没于信息的汪洋，于是，就需要保障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说，可以通过人大代表说，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说。一直说到有人倾听他们的痛苦，说到有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为止。政府有天大的理由这样做。因为，这既是在拯救诉说者，也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助力中国的外交。
[南方周末]
中国必须超越发展主义模式
□本报评论员陈斌
国庆长假，你，城市第一代移民，回到魂牵梦萦的乡村故土。你信步出屋，感受熟悉的一草一木。当你向西望去，本以为会看到一幅梵高名画《落日中的柳树》:不远处的几株柳树，在几分秋意中开始脱叶，背景是落日将天空和晚霞渲染得一片通红，明快而有诗意。但眼前的景象可能让你心痛，在落日和柳树之间，突兀地插入了几柱烟囱(垃圾焚烧厂)，喷出的滚滚黑烟，在天空中不断幻化出魔鬼及怪兽的形状，你分明从中辨识出了一个幽灵。
是的，一个幽灵，发展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时时刻刻侵蚀着公民向往的生活方式。
在肆虐于全国的强拆甚至血拆中，我们看见发展主义开着挖掘机和消防车突突而来，唐福珍倒下，钟家老伯又倒下。
在各地争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大都市”中，我们见证了发展主义的权力美学，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摩天大楼倏忽间替代了民宅。
在做大做强国企的热潮中，我们目睹了发展主义像病毒一样自我催化、自我复制，争夺民企赖以生存的养分。
在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中，我们辨识出了发展主义最可怖的一面:利益由权力和资本分肥，代价则由“弱权群体”来承担……
发展主义的逻辑相信: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权力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力，权力(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增长(而不是权利保障、公共服务等)才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衡量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是GDP增长率，官员升迁的正途是官出GDP、GDP出官。
真是发展主义造就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吗?大跃进时期，各地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赶英超美，更有以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其实是群众被运动)为特征的鞍钢宪法，及后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政府发展经济的心情何等殷切，手段何其多样，为何就起飞不了呢?不过是因为市场尚在沉睡中。
事实上，计划经济才是史上最强发展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下，政府直接掌控了包括土地和人力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但其表现却惨不忍睹。例如苏联发展主义模式:工业先于农业，重工先于轻工，军用先于民用，不折不扣执行之。74年之后，土崩瓦解。
刻在发展主义基因上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中国现行发展主义模式，正是计划经济的残留，也正是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三大改革:发展主义的失活与卷缩，市场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及政府向权利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归位。
在这些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或许稍慢一些，天不会塌下来。有人把中国经济比作骑自行车，慢了就会失去平衡；可一味求快，在高速公路上飙车，更有车毁人亡的风险。目前，上海和四川均有意探索“超越GDP增速的发展新路”，是可喜的迹象。
经历了血拆风波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日前也反思说:“在今后的发展思路中，一定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宁可少上项目，甚至不上项目，也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公民的最大利益，在于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受侵犯。中国30年改革史，乃是一部公民权利不断扩展的历史。广州市长万庆良9月26日说，为民做主的时代已经过去，由民做主的时代已经到来。是时候了，中国必须超越发展主义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