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0-16
近来，挂靠在文化部下面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爱联”），又被曝光其会员花200万元即可担任会内高级别的职务，以及在接受调查期间继续举办“全国小记者培训夏令营”等丑闻，被称为“骗了大人骗小孩”。在此之前，“中爱联”已经因为“共和国脊梁”评选活动而被爆出该社团已8年未年检，该协会秘书长李和平并无合法身份等诸多问题。据了解，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已经表示“已暂停该会活动，封存该会印章”。不过，监管部门姗姗来迟的介入，恐怕并不能消解我们对于当前社团组织存在一片乱象的焦虑。
当下的中国，包括官场、市场、教育界、医疗界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关系”本身的重要性从不敢让人小觑。甚至，无论现代化的到来如何改变我们社会面貌与生活结构，国人对于“关系社会”的认可度似乎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反倒是近些年来，对于“关系”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渴求乃至迷恋。
人们经营“关系”的行为本身当然无可厚非，不过，一些挂靠在高级部门的社会组织，或者干脆是一些名如社团实为公司的机构，看中社会的这一需求，纷纷摆开架势，力图借助举办论坛、会议、培训等等方式为他人提供拓展关系的服务，其过程却存在大量非法敛财的欺诈行为。据新华社、《瞭望》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披露，这些活动往往招牌吓人、名头响亮，不是“世界华人”的标题，便是“环球华商”的开头，活动的旗帜也常常披着公益慈善的华彩外衣。他们发明了“会议经济”、“合影经济”等充当关系“掮客”的形式，谎称与各级领导人有密切关系，大量非法敛财，同时也严重损伤了社会组织本身宝贵的公信力。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这类不良组织的存在确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然而，如果这一点便可以成为理由的话，那么社会的主流价值便不可避免地被冲垮，社会组织在中国原本就不算深厚的公信力便迟早会油枯灯尽。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尽管一些社会团体非法敛财的行为从微观上看更像是一种经济纠纷，所涉及的利益瓜葛也并非涉及数量庞大的公众，但是，正如我们要求政府必须保有其高度的公信力，也要求市场必须恪守诚实守信的契约，我们对正在日益崛起，也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公信力的期待和维护，既是现实层面的一种考量，同时也更是价值层面的一种目标。
事实上，在发达社会，社会组织担负的社会职能丝毫不逊于政府，N G O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危机时刻的作用都在不断凸显。甚至，今天的西方民众对于N G O的信任度早已居于政府和企业之上，在社会信任稀缺的今天，社会组织却聚集了民众更多的信任，这其中的原因值得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深思。
不过，从目前来看，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督都存在极大的不足。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看，以文化部社团办对“中爱联”的整顿清理工作为例，就在“中爱联”在今年暑假期间继续举办全国小记者的相关活动以非法敛财之时，工作组竟然给自己放了暑假，由此，也可窥政府自身监管效果之一斑。而从监管的法律上看，也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国侨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针对这类组织曾总结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名不副实，浮夸会员数字；二是境外注册、境内活动；三是活动虚张声势，经常借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国家重要活动场所作为其活动举办地，并谎称与国家领导人有密切联系，滥用或非法盗用知名人士题词和题字进行浮夸宣传以抬高身价、捞取资本；四是借会敛财，未经许可擅自在境内举办明显具有敛财特征的所谓“世界性”涉侨活动。但是，针对一些在香港登记成社团模样的公司来内地打着慈善招牌进行敛财的行为，目前仅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无法给出针对性的监管，这样使得不少顶着“世界性”华人华侨组织名号的香港公司得以长期游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此外，无论是公众还是社会组织内部，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督意识也存有不足，不少人常常觉得此类组织事不关己，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
在我国，因为社团“挂靠制度”的长期存在，已让社会组织呈现发育不良、实力羸弱的状况。近些年来，寄生在实权部门下的社团组织以及从市场领域偷渡进来的假冒社团，又在顶着公益慈善、交流培训的帽子进行非法敛财的行为。双方面的因素已使得社团组织的发展遭受严重冲击，而要试图改变这一现状，集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清除眼下一些社团非法敛财的行为，将是捍卫社会组织本身公信力所不能回避的一个步骤。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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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我们是“老百姓”不能“老不信”
编者的话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诸如街头有老人摔倒，鲜有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免让人感慨：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但如果“吏”变成了“经济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何堪为师？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必须主动作为，一方面接受公众的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体制蕴含诚信的伦理道德，最终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包括，对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一视同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应当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参与市场行为，需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随意决策，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
从个体来看，市场竞争中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每个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声。仅就利弊核算来讲，如果人们背信的风险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背信；如果人们背信风险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守信。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背信则名不达，名不达则利难至。要让守信重义者“名利双收”，背信弃义者身败名裂。
重建信任：弥补市场缺陷
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相信陌生人，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易于彼此结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团体信任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小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发达、而小团体信任趋于平淡的国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 “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其实，邓小平早就说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政策想办法。现在既然信任问题已反复出现、普遍出现，就必须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
重建信任，不能仅靠发展市场经济，还要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努力。因为：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不能规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要双方自愿交换，平等互利，就不与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原则相悖。于是，市场就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如开设赌场、卖淫等。
——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消除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
——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例如，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攫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伦理问题”。
可见，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存在“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遵守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至少被温总理5次公开推荐，还大声疾呼，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的“二律背反”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据说这一套也曾管用，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显然失灵。这些“金融大鳄”的血管里，流着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血液。“二律背反”的难题，仍在困惑当代市场经济。
因此，必须通过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的力量，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克服市场主体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削弱社会整体利益的自发倾向，从而实现由对个体道德进行调节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为重建信任奠定社会基础。
重建信任：“信任”自己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要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会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之徒比比皆是了，社会就危在旦夕了！
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这个“他”或许看不见却总在你心中。这个“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守信”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人应该不怕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敬畏”。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重建信任，更需要起码的“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有一种美丽叫信任：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化解矛盾的坚冰，一个信任的口吻，足以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当它指向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时，这样一种伤害对于社会诚信建设的破坏力，可能比欺骗造成的伤害更大。
让我们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机制中，都来积德、厚德，都来重建信任，开创“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叶小文）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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