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5-31
解决我国创新链中重大瓶颈 让科研促进产业创新
着力解决我国创新链中的重大瓶颈问题
袁东明 马骏 王怀宇
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科研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科研成果转化并不顺畅。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创新链条存在“肠梗塞”现象，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试、商品化、产业化”的创新链条中，中间环节非常薄弱，科研机构热衷于“申请课题、开展研究、通过评审、再申请课题”的循环，而产业部门则陷入“引进技术、生产产品、技术落后、再引进技术”的循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难以根本改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重点解决我国重大关键技术创新链的中间瓶颈制约，形成科研促进产业创新、产业支持科研发展的正反馈效应。
我国创新链条存在三大瓶颈制约
创新链条包括以下五个环节：一是基础研究，探索新技术的原理；二是应用开发，在实验室制作样品或样机；三是中间试验（简称中试），验证和改进实验室技术，按照规模生产要求解决工装、工艺、原料和标准等问题；四是商品化，企业整合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面对市场开展小规模经营，完善产品，寻找市场；五是产业化，企业开展大规模生产，获取创新活动的回报。
重大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基本都要经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需要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在创新链条的不同环节，创新活动的任务、性质、关键要素、参与者都有所不同，其中应用研究、中试、商品化三个环节需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在应用研究环节，科研机构起主导作用，但企业的参与可以为技术转化打下铺垫；在中试环节，科研机构也是主要力量，但企业的参与可以加快技术应用步伐；在商品化环节，创新活动发生质的变化，从科研机构内部的研究活动演变为企业整合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开发市场的经营活动，是创新链条中最惊险、最关键的一跳。
目前我国创新链条中主要存在着三大瓶颈。
瓶颈之一：应用开发脱离市场需求
有关研究显示，我国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中，30%—40%来自财政拨付的事业费，60%—70%来自各类项目研究经费。项目导向的体制对科研机构具有很强引导性，关键是项目设立机制是否合理。对于当前的项目管理机制，科研机构认为申请项目花费精力太多，研发也缺乏连贯性；企业认为，科研项目存在研究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现象，导致很多研究成果不具备市场应用价值。
瓶颈之二： 中试力量薄弱
我国科研体系存在“重科研、轻中试”的现象，这既与中试的性质有关，也与科技管理体制有关。首先，中试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性质，重大关键技术的中试一般需要2—3年时间，后续商品化和产业化还需要6—8年时间，因此中试无论对技术持有方还是技术需求方，都缺乏投资吸引力。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企业在中试环节发挥重要作用，而我国企业处于产业低端，往往难以承受长期技术投资带来的资金压力和失败风险，投资中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第二，在体制上，我国科技部门与产业化部门纵向分割，相互脱节，导致中试投入跟不上研发需求。此外，我国科研机构对参与中试活动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能力。科研机构追求学术成果，对技术中试的积极性不高，科研人员也普遍认为中试工作“投入大、风险高、回报低”，不如走“拿项目、做课题、出成果、评职称”的常规路子。即使有些科研机构愿意开展技术中试，也面临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
瓶颈之三：重大技术商品化缺乏吸引力
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但提供技术的科研机构也必须大力配合。根据调查，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对重大关键技术商品化的积极性都不高。从企业方面看，重大关键技术商品化存在技术不成熟、市场需求不确定、与科研机构合作不顺畅等方面的风险。从科研机构看，搞技术商品化远不如申请新的课题，后者经费有保障，而且还能产生新的学术成果。
此外，我国国有技术资产的管理制度也不利于重大关键技术的商品化。当前制度的出发点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不是促进技术转化，如技术资产的处置需要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层层审批，程序多、周期长，短则4—6月，长则1年。殊不知，技术资产不同于物质资产，只有应用才能产生价值，没有应用做基础何谈国有资产流失？技术得不到应用才是国有资产最大的损失。
相关政策建议
1.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我国需要建立一批市场导向的应用技术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应将技术转化和技术研发作为同等重要的使命，并以此为基础对组织结构、资金管理、人事管理进行改革。新型研发机构应设立专门机构和专项资金，从事技术转化工作；应改革单一化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将成果转化工作列入职称评定、职业发展和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实行科研人员双向流动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创新创业等等。
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是要建立现代治理机制。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按照非营利组织模式发展研发机构，设立科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参加的理事会，由理事会决定科研机构的重大方向。我国一些地方在新型研发机构的试点中也取得了宝贵经验，如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建立理事会制度，按照项目合同实施全员聘用制，形成了“市场化导向、企业化管理”的良好局面，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重大进展。
2.加强科技项目的需求方引导
采用事业经费和项目经费相结合的科技经费管理方式，既有利于发挥科技部门的主动性，也有利于发挥项目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引导作用。必须建立市场导向的项目管理制度，应用技术研究项目的管理，要建立多方参与的机制，既要听取科技界的意见，也要听取产业界的意见。比如，可以借鉴德国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由行业协会或商会在征求成员企业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技术需求，按照技术需求开展产学研合作。
3.设立专业性中试平台以降低中试门槛
将分散使用的支持技术产业化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设立一批专业性中试平台。中试平台可以设在产业集群地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资金由中央和地方分担，同时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专业性中试平台除了建设必要的设施和设备外，还要培养一批懂装备、懂工艺、懂技术标准的专业人才。政府集中资金建设中试平台，一方面消除了支持单个企业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单个项目的中试成本，显著缩短中试周期，为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4.改革国有技术产权管理体制
技术的价值不是管理部门或第三方评估出来的，而是企业经转化后通过市场经营产生的，调动企业积极性才是国有技术产权管理的关键。建议以促进技术转化为出发点简化国有技术产权转让管理程序，技术产权的转让管理权限应直接下放给科研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职责可调整为制定政策和实施事后监管。另外，还应放宽甚至取消智力资本的入股比例限制，加大对参与技术转化企业和科研人员的激励，以调动科研机构实施技术转化的积极性。
5.加强创新早期阶段的政策资金引导
设立专门的中试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形成风险收益共担机制，促进技术中试环节的多元化投资。充分发挥政策性风险资本的引导作用，风险投资是应对创新风险的有效手段，建议将政策性风险投资向创新早期阶段集中，如通过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技术转化的早期阶段，真正发挥分担技术创新风险的作用。一旦从高风险的技术商品化阶段进入到大规模生产的产业化阶段，大量的民间资本就会主动进入。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企业研究所）
[中科网-科技日报]
相关报道
杨卫访谈：NSFC的口号是成为科学家之友
2013年2月底，曾经在浙江大学主导一系列改革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上任伊始，杨卫就提出“拓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渊，遂人才之愿”的基金委职能和定位。《国家科学评论》（以下简称“NSR”）在创刊号中以“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面孔：杨卫主任访谈”为题刊载了专访文章。在访谈中，杨卫主任表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关系科技发展的后劲和长远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中国主要的基础研究资助渠道，担负着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培育、筛选基础科研人才的重大责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不断完善资助机制、严格评审过程、防范学术不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真正成为科研工作者的’FRIEND’ (朋友)。
支持基础研究创新
NSR：近年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预算持续增加，未来会保持这一趋势吗？
杨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下简称“NSFC”）是在1986年成立的，刚成立时年经费预算为8000万，2013年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238亿，增长幅度约为1986年的300倍，但我认为仍有上升空间。
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下简称“NSF”）来说，2012年经费预算为73亿美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下简称“NIH”）的年经费预算为304亿美元，后者中约有一半(150亿美元)用于资助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由于中国没有类似NIH的资助机构，NSFC则同样扮演了中国NIH的角色，用其三分之一的经费资助了生命科学和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资助。我们2012年总的经费预算为28亿美元，而美国约为220亿美元，差距显见。
中美两国相比，中国的GDP是美国的50%多，R&D总资金投入也接近美国的50%，而美国、英国、韩国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大概占R&D总资金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中国目前只占到4.7%，有很大的上涨空间的。我们希望在“十二五”期间，NSFC的经费预算增长率能够超过GDP增长率。
NSR：您认为NSFC在中国的R&D活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杨卫：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之根本、新兴技术产业之源泉，对科技型社会的长远发展起着基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之一，肩负着提升中国原始创新力，选拔、培养科学人才的责任。实际上基础研究的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哪个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对人类的贡献也越大。
去年中央财政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360亿元资金中，自然科学基金占到其中最大的份额，为170亿元。对于广大的基础科学研究者，尤其是地方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可能是他们最主要的研究经费来源，因为地方政府支持更多的往往是应用型研究。
对于NSFC来说，如何使这些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是很重要的问题。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对处于研究生涯起步期的年轻科学家的支持。我国每年大概有5—6万博士生毕业，他们中约有一半从事行政、产业研发等工作，剩下的2—3万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往往是他们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基金。
“金字塔”式资助模式
NSR：资助面太广会不会导致真正重要的项目得不到应有强度的支持？
杨卫：事实上，自然科学基金的分配方式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基础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探索，重大科研成果通常需要初期的培育和筛选，因此，NSFC有责任和义务为年轻科学家的成长提供广泛的机会，这样的资助项目相对较多处于“金字塔”底部。当然，也有基金支持力度比较大的项目，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这类资助项目相对较少，就比较接近“金字塔”的顶端。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1994年自然科学基金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对申请者的年龄限制为45周岁以下。截至目前，122位60岁以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105位获得过此项支持。
总体来说，处在不同年龄段和科研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人才，有着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资助需求。对于科研事业刚刚起步、正在学术界苦寻立足之地的年轻学者，NSFC希望为其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克服眼前的困难；对于科研事业已经成功“起飞”的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可以加快其进步的步伐；对于以重大科学问题为研究目标，并且具有实现突破性进展潜力的学者，NSFC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NSR：在项目经费分配使用规范方面，NSFC将有何新的举措？
杨卫：我们计划引入“间接经费”的概念，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划分为“直接经费”与“间接经费”两部分，其中直接经费给申请者本人，间接经费控制在总经费的20%左右，包括硬件支持费用、人员支持费用以及申请者的绩效薪金等，将随项目划拨给申请者依托单位。另外，劳务费所占百分比上限（不包括研究者所在单位发放的固定薪金），将从目前的15%提高到30%，或调整为没有硬性限制
NSR：中国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地区差异，NSFC将如何协助改善这一现象？
杨卫：我们为欠发达地区设立有“地区基金”，基金覆盖地区包括：延边朝鲜自治州，以及内蒙古、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10个省或自治区。地区基金资助标准的参照系是单独划定的，但资助强度比普通基金要少。我们和西部还有一些联合基金，由地方政府出一部分钱，基金委出一部分钱。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说，基础科研经费的47%来自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是这样。
NSR：许多科研工作者抱怨说，本该用于科研工作的大量时间被迫用来申请基金项目，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杨卫：一方面要提高每份项目的资助额度，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已经有所加强，比如面上项目，已经从4年前的3—40万提高至现在的80万。另一方面，为了方便科研工作者准备项目申请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截止时间规定在每年的3月20日，这样申请者即可利用春节假期撰写申请书。
写项目申请恐怕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都要面对的任务。实际上，写申请是一个思考、规划研究工作，培育创新想法的好机会。我想，中国的科研工作者需要申请大量基金项目的原因可能是招收的学生比较多，因此需要的经费也相当大。
完善基金评审制度
NSR：您曾经提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评审环节最为公正的科研资助基金，拥有透明且信得过的评审程序。今后是否还有进步和改善的空间？
杨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体系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我们在不断进行着渐变性改革，从项目申请到评审，我们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
在基金委的基金申请项目的系统数据库中，每个层级工作人员的权限都是有限的，是设定好的。例如，只有学科处长才可以看到具体的项目申请情况，而且具有挑选评审专家的权利，而我以及每个学部主任则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形成权利制约，防止信息泄露。
基金的评审过程也有了一些变化。我刚刚参加了生命科学领域的项目评审会议，评审专家有1/3来自海外，而且所有专家均匿名，只用1、2、3等编号标示。在项目答辩现场，申请人也不再强调自己的文章发在哪个杂志，影响因子有多高，更注重阐明申请项目的原创性和重要性。我相信评审会议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严格的同行评审。
NSR: 评审过程中如何遵循“利益回避”原则?
杨卫: “利益回避”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过程的基本原则之一，例如，评审专家不能评审来源于本单位的项目申请书，并且在现场讨论时需要严格回避。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完全避免对熟悉的申请者的偏见，但这可能也是世界范围内基金评审体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希望评审专家能够高度自律，使得评审过程尽量严格、公平。
NSR：NSF除了通讯意见以外还会有专门的委员会总结各种评审观点,写成总结式反馈意见，NSFC是否会做这样的工作，来帮助项目申请者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杨卫：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将评审专家的意见发给申请者，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像NSF和NIH那样，给每个项目一个总结形式的反馈意见，现在基金委每年收到的项目申请书超过15万份，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这样做，毕竟NSFC的工作人员只有NSF的十分之一。
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NSR：学术不端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受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杨卫：我认为，每个国家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可能都要经历一个学术不端行为的高发期，随着规范和制度的逐渐成熟、完善，学术不端行为也许会逐渐减少。
在以科研产出为唯一评价指标的情况下，许多高校教师将工作重心由教学转移到科研，并且参与到国际科研竞争中，压力很大，导致很多伪造数据现象的出现，让人无法容忍。
不过，从基金委近几年处理的学术不端案例来看，情况是在慢慢好转的。申请项目数及申请人数快速增长，但是学术不端的案例数目基本没有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率是呈下降趋势的。
NSR：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审批过程中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有哪些类型？
杨卫：主要分为5大类，第一类是伪造申请人信息，夸大申请人的学术成绩；第二类是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第三类是泄露评审信息；第四类是有针对性的选择评审人员，故意选择那些打分相对较高的评委；最后一种情况是完成基金项目后在结题报告中有造假部分。
NSR：针对这些学术不端行为，NSFC有什么监督和惩罚措施？
杨卫：基金委的“核心机密”是项目申请内容和评委信息。如果工作人员泄露此类信息将遭到解雇，之前我们已经因为这个原因开除过一名工作人员。
另外，我们会对每年新增的项目申请书进行相似度检查，与基金委数据库中的几十万项目申请信息进行比对，对于重复度高的申请，我们将认定为无效申请。
除了以上措施，基金委还有两个专门的监督调查部门。其中一个是外部监督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收到的学术不端行为投诉，并将调查结果反馈给NSFC。另外，基金委内部也设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NSFC会视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程度，对申请人进行内部通报、公开通报处理，最严重者将在7年内禁止申报任何NSFC的项目。目前，每年处理的学术不端案例大概有20个，没有增加的趋势。
深入国际合作
NSR：科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对此，NSFC有什么新举措？
杨卫：我们与NSF保持长期合作，最近几年与NIH的合作尤为紧密。基金委的国际合作预算在不断上升，用于进一步支持双方实质性合作。
NSFC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下简称“DFG”）的合作也已比较成熟，座落在NSFC附近的中德科学中心，是由NSFC与DFG在2000年共同建立的科研资助机构，该中心的目标是资助中德两国在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的科研合作项目。双方为中德科学中心各提供50％的经费，许多合作项目已经获得了资助，并且卓有成效。
NSR：科学出版物的开放获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且颇受关注，NSFC将怎样与其他国家的基金资助机构共同推进这一进程？
杨卫：去年，NSF的（执行）主任Cora B. Marrett提议成立一个全球研究委员会（Global Research Council，下简称“GRC”），由全球的40家基金资助机构组成，NSFC是成员之一。GRC每年会就科研领域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2013年和2014年的会议主题都关于科学出版物的开放获取。
在2012年的会议上，NSF的前任主任Subra Suresh提出，所有由基金会资助的科研项目所发表论文应该在一年之后实现开放获取。这样说是有理由的。有数据表明，在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的98%的论文相关研究工作，由世界范围内的12家主要的基金资助机构支持。如果GRC能够代表学者要求出版商必须实行开放获取的话，效果应该比科研人员自身呼吁要明显得多。
培育创新型人才
NSR： 目前，大部分中国最好的自然科学领域博士研究生都去国外做博士后，在国外度过他们最富创新力和最容易出成果的时期。您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吗？
杨卫：我曾经有一个理论，认为人才的积累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人才“流通”（circulation）阶段。在这一阶段，许多年轻人从科研水平不太发达的亚洲国家去西方发达国家留学，他们中有些人选择继续留在西方，另一些人则选择回到他们的祖国，开展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逐步引出了人才积累的第二个阶段——人才“互动”（interaction）阶段，日本和韩国的人才积累情况已经到了这一阶段。人才出现了双向流动的趋势，而且很多科研人员会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家发展事业。日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中国台湾的很多学生也不再盲目热衷出国留学了。我想中国大陆正处在人才“流通”阶段，国家需要用比较大的资源投入来吸引优秀人才，随着国内科研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将会进入第二阶段。
NSR：您认为要经过多久，中国的科研水平和教育水平才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杨卫：这应该是取决于中国优秀人才的成长和积累速度。以国内一流大学为例，我觉得需要三代的更迭（或者在本世纪内）才能赶上国外的发展水平。
NSR：您在任期内，希望人们记住什么？
杨卫：现在NSFC的口号是成为科学家之友（FRIEND）。FRIEND即为Fair、Rewarding、International、Efficient、Numerous、Diversified五个词的首字母缩写。 “Fair”，很好理解，就是公平；“Rewarding”，指资助、支持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International，是希望NSFC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策略；“Efficient”，表示基金委工作人员要高效工作；“Numerous”，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对象众多；“Diversified”，指NSFC要支持多样化的自由科研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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