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8-17
巴人论评：中国财政改革必须转向公开化、民主化、制度化方向
中国改革的民意基础已经没有了必须依靠某一些权势阶层士人的高尚人格来推动的整体思路。事实上，改革寄望于某一些权势阶层士人的人格来实现成功，那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情结的延续，也是非科学的命题。依靠高尚人格化的权势推动改革，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继续进行下去必然会导致改革出现重大偏颇的情形。因为，高尚人格没有任何的法律保证，那只是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范畴，每个人的心理都不在法律的限制范围。历史事实证明，不仅仅是每个人，就是社会各阶层党派的精英，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难有被认可的高尚风格。有些党派甚至是与人民为敌，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必须将改革建立在中国时时变化的客观现实基础之上。客观物质决定意识，中国改革有了意识的客观性，中国改革才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我们现在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只能说是阶段性意义上的重要一步——即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或进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民意、惠民利，这样的意识不是今天才有的，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了。中国改革是全方面的、触及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系统化改革，不这样，改革就不能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就是极其有限的、偏颇的改革，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改革的机遇稍纵即逝，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历次改革就是因为权势阶层在权衡各方利益之中算计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最终导致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甚至出现丧权辱国的痛心局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种声音，一种意识形态都很容易将社会客观存在的真实掩盖起来。中国改革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某些权势人物具有高尚人格来推动改革，而且这也成为了一个当今改革急切需要讨论的重要命题。
就举例中国财政收支改革而言，我们坚持认为，中国财政改革的希望在于由人格高尚化、理想化的权势人物操作，转向以社会公开化、民主化、制度化决策、实施、管理、监督方向，不这样，中国就难以完成经济方面的改革。
我们的经济改革，起始于农村经济民主化，放松对农村经济的权势化控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后，工业等各行业的经济改革如法炮制，借鉴、分享农村经济改革成果，逐步得到了巨大发展。现阶段，民心的凝聚力和注意力已经不再纠结于完全依靠某一些人来彻底推动全中国人民的事业，国家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因此，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全面进行国家财政改革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取分配（收支）这一影响全中国人民的经济改革方面却始终进展缓慢。确实，国家财政收入每一年都有增长，我们的国家财政分配却始终没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全中国人民理解的、令世世人信服的、阳光化操作的常态法则，更别说已经有了正在实施中的那些非常完善的法律。这确实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事情。科学收取财富，更当科学分配财富，才能生养出更多财富，也才能叫做科学管理财富。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集中于极其少数人的权利支配之下，不是健康的表现，而是繁荣腐败的行为。几个人说了算的财政体制，是很难保证社会财富用之于基本民生和社会科学发展方面的，除非这些国家财富操盘手们具有极高的人格素养和无穷无尽的智慧。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多，但是执政党却大量地用于繁荣腐败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不管不顾，社会发展畸形化，我们的人民还能长期忍耐吗？我看那是执政党自己在撤拆自己搭建的政治舞台，是在做非常危险的事情。
目前，执政党在逐步推行政府预决算的人民代表审议，但是，制度化不够有力和完善，真正阳光化、公开化还没有执行，财政科学预算和监督审查还非常不到位，注重可保证操作的细致度很不够，即便已有的财政法律和制度的权威性也不刚强，这是非常不利的。中央政策和财政制度两张皮，许多地方甚至是不管不顾、各说各的话，他们总有自己的一大堆理由。有人问，到底谁在制定国家财政政策？这个问题有时候都很难搞懂。财政制度没有约束力和管控力，不能说与中央一级高层财政管理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没有关系。中央财政政策科学化、正常化、持久化是形成财政制度约束力和管控力的基础性先导力量。其上必须清晰明了、科学有为。如果其上不够清晰明了、不能科学有为、不作为甚或乱作为，那么其下之作为必然一派混乱。
这些年，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等，无大利可图也不能图大利的社会保障项目投入就极其有限，整个社会处于极度饥渴、焦躁和不安之中。那么多的上访人员、那么多的群体事件，说明什么问题呢？可见，寄希望于依靠权力高层的高尚人格，来公平合理解决现实中国财政收支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即便是全部具备有高尚人格组成的阶层来主宰国家财政收支，那也有许多顾及不到的地方和领域。因为，客观现实的变化发展，人的认识千差万别，这些都决定了一个阶层统一意识情形下的有限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必须建立起科学的、稳定的、长久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架构体系。
一切国家财产都是人民的利益，都必须经由人民民主化决定、评议和监督，否则，中国财政改革也难以做到公平正义。权势阶层对国家财产分配的随意性不仅是腐败发生的原由，而且人民也是更难以理解。以人民民主化方式实行的财政收取分配决策，并由此制度化、公开化，人民就会更好地理解改革，更多地参与改革，更有益于改革的有序、稳定进行。国家财政收支能做到民主化、公开化、制度化，那也就是科学的、符合人民利益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得民心的财政。此也才可配得上真正称谓为人民财政为人民。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改革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需要长期化地坚持，需要坚强有力的制度体系。财政收取分配决策和实施的公开化、民主化、制度化，无疑是完善和稳定国家发展进步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动议。
[巴人 2014-08-17] 小注：该评论文字根据作者意见于2014年10月10日有局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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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镜鉴：财政改革需冲破利益固化藩篱
从中外财政历史可以看到，财政关乎民生忧患，联通民主建设。如何通过财政改革触动和改变既得利益格局，既是一个需要统筹全局的技术问题，更是一项考验执政者智慧的政治问题，其艰难程度超出常人的想象。我们在财政史中能够看到很多故事：财政改革的错综复杂，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合作，民众的生计维艰与激烈抗争，妥协、改良、利益调整、利益固化与革命的抉择，财税改革对民主政治的促动，等等。这些内涵厚重、精彩纷呈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真切地感知历史长河的缓缓流淌或突发潮涌，而且故事背后的经验教训也给予我们诸多启示，这些启示如同源自各方的江流，推动我们走进思考之海洋。
调整利益格局的财政改革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决策
财政作为由公共权力主导的资源配置，不仅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更是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古今中外，无论在什么时代和社会制度之下，政府的运作必然都要建立在一定的财政基础上。财政作为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既是政府经济收入与经济支出的反映，又体现经济资源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涉及一国公共事务的政治决策过程。
财政由国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与人民生计与地位的确定、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密切相连。换言之，向谁征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分割，税收权、预算权如何分配，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都不是纯粹的财政问题，而是切实关系到民生、民权、法治的重大问题。正是财政这条主线，使得从民生到民权，再到政权，合乎逻辑地生成执政者“自然法”式的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财政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首先体现在财政深刻地影响民生，关联公平，进而影响社会政治局面的和谐或动荡。财政直接参与并调节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涉及国家和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切身利益。国民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如有利于民生安定，社会就和谐，反之就会产生冲突和动荡。在世界历史上，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很长时间都处在民生凋敝、财政危机和政治骚乱的状态中，根源在于民生的不振与民众感受的不平。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前期，统治者往往能够汲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政策，注意各阶层税负的公平，节制社会财富的差距，从而取得社会安定局面。相反，如果统治者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并坐视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严重不公平，弱势群体的反社会倾向就会日益凸显，最终形成声势浩大的造反行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数百次农民起义，大多是底层“民不聊生”之后为了“均贫富”而掀起的。
其次，财政改革不能仅停留于经济领域的技术性变革，势必同时改变利益格局，顺应民权诉求，改进政治层面，否则改革会举步维艰，甚至完全失败，进而导致国家动荡乃至政权崩溃。1879年5月5日，法国的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以财政改革为主题的会议竟然一步步引发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在获得路易十六支持的历次财政改革中，或多或少都包含打破旧制度下利益格局的内容，其核心就是废除等级特权，提升民权。但在召集三级会议的时候，路易十六却不再提及相关内容，只期望第三等级接受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的纳税方案，以此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这说明，路易十六没有认识到或不敢去推进实质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这一直接牵涉利益分配关系变化的既有利益格局改造。财政改革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由民生利益而延伸到民主权利的政治决策问题，他只是把财政改革看作是纯技术问题，未能进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改革，期望通过局部矛盾关系的调整解决全局性问题。在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状态下，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技术层面小修小补，充其量只能带来经济紧张状况的暂时缓和，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的政治命运。
国家财政制度的变迁
财政运作机制的实质是如何运用社会集中分配权力来配置资源。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财政分配权力运作的不同规则决定了不同的财政制度。从历史演进的全球走势看，可以清晰地知道：国家财政制度的变迁就是从专制、王权财政走向民主、公共财政的过程，而这种变迁首先是最为鲜明而有震撼力地表现在从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英法王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演变。
王权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化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案例，在西欧中世纪，具有典型意义的首推英国。财政特权一直是王权的一个主要方面，其经济基础是国王作为封君对土地占有的支配权，而王权的专制倾向和随意征税行为所引起的对王权扩张的不满与抵制也持续存在。这种斗争的两个革命性的成果——《大宪章》和议会，即是围绕财政的斗争而产生，又进一步推动了财政分配规划由专制向民主转变。
由专制财政、王权财政向民主财政、公共财政的发展演进，也是王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的过程，在英国二者可谓一卵双胞，互为依傍，最终以“君主立宪”的政体实现了“虚君共和”的国体，居功至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现象是财政与政治密切关联之下实现社会代价较小的关键性制度转变的一种体现形式。
财政改革直指执政者执政智慧
财政制度是人类社会演变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制度中枢，而历次财政改革是社会成员最关注的利益转换机制的总体考验。财政改革必然触及各阶层利益，尤其是高端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处理国家、民众、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指执政者执政智慧，而且往往直接关联改革成败和国家兴亡、苍生命运。从英法财政历史以及中国历代财政改革史来看，财政改革在错综复杂、牵动全局的纠葛中应力求“渐进式”，尽可能统筹考虑各方面，同时配套其他改革。不敢触动高端既得利益集团而过分强调技术性的改良，或急于获取民众支持而过快过猛地冲击既得利益壁垒，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困境甚至完全失败。纵观中外财政史，和风细雨的财政改革固然值得赞扬，但更多的则是方向早明而举步艰难、演进无方，矛盾眼睁睁积累到积重难返，最后酿成惊心动魄的“非规范的公共选择”，改革迟滞而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不胜枚举。
当改革成为迫切要求而社会形势存在着不易把控的新局面时，改革可能会激发动荡，不改革则最后必然崩溃，如何取舍与把握，就成为考验执政者的大问题。根据托克维尔的研究，社会动荡不一定起因于绝对剥夺，反而更可能由相对剥夺引发。当改革开始之后，旧制度剩下的部分就更让人难以忍受。旧制度好比一间牢牢封闭的铁屋，屋中人本已习惯了污浊的空气，此时改革措施为铁屋劈开一道缝隙，突然涌入的一丝新鲜空气为铁屋中的人带来了希望，也对境遇的进一步改善抱有更多期待。“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拆旧盖新本应力求有一个有序过程，但如果此时改革不得力、不得法、不持续，铁屋中的人对不平等待遇的怨气会比在没有希望时更大，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彻底砸烂铁屋，哪怕一时间没有挡风遮雨之所也在所不惜。很多人认为，在三级会议召开中途，路易十六如果能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威，及时顺应民意，积极启动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说服特权等级主动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封建特权，法国仍然有可能不必遭遇激烈的大革命而渐次迎来新制度的建立。但在特权等级顽固且愚昧的抵制下，以及对社会稳定表象的本能追求下，性情软弱的路易十六在正确的大方向下刚有新开缝隙之举，便再无实质进展，一步步错过了拯救法国和自己的机会。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变革要付出代价就因噎废食，昧于大势而退缩或一味掩耳盗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全然不顾变革成本大小而一味肯定过激行径。这里的关键，就是能否有效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碍，实质性以“渐进式”、“统筹型”的改革取得“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效应而最终使改革取得正果。
公共财政要回应公众诉求
王权财政向民主财政的过渡发展成为客观规律，迟早要发生，在欧洲典型地体现为财政决策权由王权转向民意机构议会的过程。促使英国向民主体制发展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文件，都是在议会反对国王征税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最终主宰人类主流文明的民主精神得到树立和源源不断的承袭。在民主政治下，财政的实质就是议会中心主义，议会成功地拒绝了国王随意征税的要求，更成功地限制了国王的其他不合理决策权，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纳税人至上、王在法下的精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税收是“可以用来扼杀君主专制的一条金锁链”，英国也流行有“税收是代议制之母”的俗语。
既然历史发展规律如此，在非危机局面下的财政决策，就应有前瞻性，即有远见地发展民主化、法治化的机制。但手握统治权者囿于其偏见，往往对此认识模糊、举措被动。
同中世纪的英国不同，中国在漫长的专制社会中，皇权一直得到延续和固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抗衡。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以来，皇权专制始终是传统政治的唯一核心，其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多少限制君主权力的手段，如封驳、台谏等，但皇权专制制度的自我抑制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其专制性不仅不可能被有效消除，相反会随着自身内在逻辑规定的方向恶性发展。
随着王权政治的消亡，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框架逐渐建立起来，公共财政则应当以充分实现法治民主前提下的理财为核心。政府运作公共财政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的存在和运作来源于纳税人以纳税方式提供的物质基础。在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依据宪法制定财政方面的规则和制度，财政收入的征取是国家合法分取公民财产的行为，财政支出则涉及政府是否在为人民利益最大化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因此财政收支等重大问题必须要由人民“当家做主”去决定。
从一定意义上说，财政民主的核心是资源和利益配置上“规范的公共选择”。人民基于自由意志，把个人的权利转让给国家，以此换取国家对人民权利的保障，民主政治及其规范也由此而生，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上升过程中代价最小、痛苦最轻的公共选择形式。在理论抽象上最简约地说，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的决断这种“公共选择”的形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规范的，即以可预期的程序、社会代价较低的方法完成的公共选择；另一类是非规范的，即以难以预期的矛盾爆发成外部冲突、社会代价极大的方式实现的公共选择。前者以民主为代表，后者以非民主之下矛盾积累后的社会革命和暴烈冲突为代表——中国专制历史上几十次改朝换代、几百次农民起义是最典型的非规范公共选择，几乎每一次都要以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来做了结。
从历史可选择的弹性空间而言，人们当然应力求当权者引导和顺应社会的理性发展即规范的公共选择。在财政视角上，财政分配的基本要求是：人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对国家重大资源配置事项的决定权，即重大的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代议机构的同意，并由其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果没有议会决定或法律授权，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开支，都可能被指责为违反人民意志。财政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的实现途径，是实现人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和谐统一的基础。
《史记》有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意思是说，有钱有身份的人养尊处优，总会爱惜自己的性命，也不会对社会表示不满。反之，历史上每次揭竿而起的都是民不聊生的中下层群体。所以，回应公众诉求是财政的重要功能，即财政分配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样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安宁。同时，财政改革还需要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把民众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协调起来，推动社会进步。
然而，认清和顺应历史潮流、自觉而有作为地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上化解利益固化的阻力而推进变革和降低社会成本代价，毕竟是伟大政治家的千秋伟绩，万世功业。社会经济在发展中会不断发生波动，利益结构中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总会引发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主导的财政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手段追求相对的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必要的制度优化建设来理顺利益分配关系，特别是回应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引导全社会的理性精神，追求可持续性。“计利当计天下利，谋功应谋万世功”，是具有远见卓识，有抱负、有担当、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应有情怀。
无论是英法等国的历史，还是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及其后成为头号强国崛起的历史，抑或中国自身的历史，财政发展与改革的历程都彰显了财政在一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也充分说明了财政与相关各方的制度安排必须与时俱进。改革是永不停歇的发展主题之一。当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也许中国的改革之路仍旧还很漫长，也必然艰难无比，但远见卓识者于“事在人为”的空间中，如能牢牢把握财政与民众生计、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树立“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理念下的全局观与创新观，勇于正视矛盾之所在而敢于、善于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即便前途有荆棘，过程有代价，但两岸猿声啼不住，长风破浪会有时。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顶层配套改革和下层先行先试创新开拓的积极互动，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延伸至其后“中国梦”的宏大愿景贡献决定性力量。
文/贾康、申学锋
（贾康：著名财经专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新浪网]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
【子曰师说】
文/曹雅欣
国学走入生活，
传统成为时尚！
科普国学，
文化健康！
“子曰”，古代指孔子说，现泛指老师说。
“子曰诗云”，就是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子曰文化，团结一批杰出的国学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解读古为今用的经典智慧，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把精英层面独有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提出的第二个价值目标，是“民主”。
“民主”这个词，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专指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民主”的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以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用广大民众意见削减政府中央集权。
其实，“民主”如果仅仅被理解为是属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那就大大削减了这个词里包涵的哲学思考和济世情怀。因为制度和手段都存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局限性，制度，从来不是凝固成型一成不变的，手段，也只是众多治理方法中的一种。然而曾经站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峰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那些学者们，他们所谈的“民主”，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地限制、超越了技术层面视角的历史大观念，“民主”被他们传达出的哲学意味与济世关怀，具有着永恒意义和普世价值，因不受时代制度变迁所限而经典。
（一）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人民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他要替天行道、要奉天行事，就是要奉从人民的意志、满足人民的需求。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比人民更辛苦。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往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道之中，不再看见它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再联系前面《尚书》中所讲的，那就是天子之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民众眼耳鼻舌身意的一部分，而不是自己突显个人权威的独立存在。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最好的世代，是人民只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他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他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他们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孟子目睹了当时社会变得尘嚣甚上，却更加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连国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天下所有的贵重，全都在民众身上。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人民百姓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二）为民做主
“民主”在国学里的第二层含义，是“为民做主”，这个概念是对于治国者、对于国家政府而言的。除了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所有形态的国家都必然要形成统治部门，来代表人民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无论这个统治阶层，是由世袭担当，还是由选举产生。所以，人们就要求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
在中国文化里“民主”一词最早的出处，是《尚书》里的“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意思是说，上天在寻求民之主，于是就出现了明君成汤。这里说的“民主”，是指人民的主人，也就是国家统治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配为人民之主呢？《尚书》里又说“皇天无亲，惟徳是辅”，上天没有偏私亲近之人，只辅助贤德之君成事。既然要求君有德，那么君之德就在于能为民做主，所以《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生育了人民，并非为了君主，相反，上天设立了君主，却是为了人民。
古人说的上天，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指代，以这种冥冥天意，来指代政权兴衰的客观规律、指代民众意愿的结果导向。所以统治者的上位、在位，是这些无形力量在起作用，统治者的飘摇、下台，也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发生作用。而这冥冥中的广大力量，就来自民意。所以《荀子》里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是后来唐代名臣魏征常向唐太宗李世民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人民的信任交托，托起了统治者的权力；又是人民的信任颠覆，覆灭了统治者的权位。
这种“为民做主”的思想深入人心，直到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第五任皇帝雍正，还特地在他处理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里手书一副对联，写道：“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不能用整个天下来供奉国君，要以国君之毕生来治理天下。这句话，也是《史记》中记载尧帝之言的推衍，“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不能损害天下人而只利于一个人。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从尧舜时代的开启，到清王朝的收端，“为民做主”的思想作为国家政府的君德要求而贯穿了始终。
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是在思想层面，它是中国文化里早已探讨过的社会话题和坚持始终的政治概念。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以民为主、为民做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从民本思想上制约君民关系。
（三）由民做主
“民主”的第三层含义，也是在今天和未来更显出重要性的含义，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
一方面，从社会制度上讲，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人民并不是被国家统治的对象，而是统治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任而管理国家，要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国家权力来源于全体人民。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源于俄国、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既防止政府的专权独断，又克服政策的疲软无力。
而另一方面，从公民意识和个人素养上来讲，由民做主、民为主人，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具有主人翁意识。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原型出自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话，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匹夫，是泛指平民百姓，每个公民的言行举止，都关系着天下兴亡的走向。
当我们想要享受“由民做主”的权利时，就要尽到“民为主人”的义务，而义务，是沉重的。宋代范仲淹尽到了他的义务，于是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不是出于任重道远的主人公意识，他何苦要乐少而忧多、常以天下为己任？明代的于谦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如果不是出于力能扛鼎的主人公精神，他何苦要冒粉骨碎身之险、挺身而出冲在国难关头？清代的林则徐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不是出于力挽狂澜的主人翁意识，他何苦要不顾祸福、生死以报家国？
所以，要成为国家的主人，就要有作为主人的担当。所谓“铁肩担道义”，每个民众肩上都担负着自己对于国家社会的一份意义，虽然在影响力上有大小之分，但是积少成多，担出了一个铁打的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讲，道义不需宏大，只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担负一份正义、传递正能量，承担一份责任、不忘社会公心，就是我们在当下的一份“铁肩担道义”，就是我们为国家兴盛而尽己之责的一份主人翁意识。
而今天我们还要注意：“由民做主”的民，是广大民众，“民为主人”的民，是人民百姓。当我们高喊“民主”的时候，是要把大众利益作为服务对象的，而不是把利己主义就认作是廉价的民主。只以自我利益为根本，而不顾家国社会的广大利益，那只是一种泛滥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尽义务、只享权利的自私自利的代名词。
所以，当中国文化里说起“民主”的时候，所指的，并非是为社会制定出一种没有温度的操作方法，而是投注给人间一种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情怀。“以民为主”体现社会的责任，“为民做主”要求政府的责任，“由民做主”需要民众的责任，民主国家的构建，人人有责。（文/曹雅欣）
[新华网-光明网]
中外学者：孟子思想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新华网济南６月８日电（记者孙晓辉王丽娜）“孟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孟子思想对世界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刚闭幕的“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高端对话”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主任齐思敏表达了对孟子思想的推崇。
他的观点得到了包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等多位学者的认同。
７０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出席５日至７日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的“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共同探寻孟子思想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要价值。
“孟子思想具有普世价值，对全世界未来的发展意义巨大。”齐思敏说，１８世纪《孟子》由传教士翻译传到欧洲，影响到伏尔泰等启蒙运动哲学家。联合国大会讨论制定《联合国人权宣言》时，中国代表就曾以“仁”与“民本”阐述人权理念，并把这一理念写入其中。由此可见，孟子思想对世界发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仁政学说和性善论等思想对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研讨会围绕“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孟子的海外影响与传播”“孟子与地方文化研究”等议题进行研讨。
陈来表示，孟子思想中的“讲仁爱”“重民本”与中国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相契合；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邓国光说，孟子思想提倡帮助关怀他人，这要求我们要对周边世界进行人文关怀，为世界的共同幸福繁荣作出贡献。
而如何进一步扩大孟子思想的国际影响，也成为与会学者共同的追寻。“以美国为例，东亚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但孟子思想还未被美国人广泛知晓和接受。改变目前状况，进一步扩大孟子思想的影响力是我们下一步要完成的工作。”齐思敏说。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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