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9-10
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紧迫的议题
国家治理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层级的重要指标，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项战略性任务。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有着众多繁杂任务，但其最重要、最紧迫要解决好的议程包括以下几方面。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关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国30多年改革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不仅是决定资源配置手段，更是一种治理力量。一个市场不完善、市场功能不显著的国家，治理绩效一定是低下的。政府要克制“管事偏好”，减少对资源的直接支配和配置，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把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交给市场。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不能成为“闲不住的手”，要通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治理格局。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先于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政府作为社会的产物，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主要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是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政府包揽一切、包打天下，是一种高能耗、低绩效的治理陷阱。按照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加快推进培育社会组织的步伐，才能建立起多元化、参与式社会治理模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处理好政党、国家、政府相互关系。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看，中国治理体制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五政治理”模式，即中国共产党执政、人大代政（代议制之“代”、人民代表大会之“代”、 代表之“代”）、政府行政、政协议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这样一种国家治理结构。“五政”模式中，党的领导是关键。世界上大部分执政党都不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在国家事务上，党的领导是战略性、方向性、政治性领导，即把握国家发展大方向和大政方针。这种“领导”，是一种政治掌舵。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权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各级政府履行行政和管理职能；政协融会民意民智，洞开新见；民主党派共商国是，参与治理国家。
“五政”治理模式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的提出，如何更好地处理政党、国家、政府相互关系，特别是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成为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进一步认真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处理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互关系。法治是现代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识。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开启了国家治理的法治进程。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法治国家”的核心，是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制度化；“法治政府”的核心，是强调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强调政府权力必须受制于规范严密的监督体系；“法治社会”的核心，是强调社会依法自治，并通过一系列方式构建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和监督的体系。
在三者关系上，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国家的关键，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心。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要求。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支撑和条件，没有公民和社会团体广泛参与形成的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建设都不可能。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是置宪法于崇高地位，建立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维护公民权利，以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公民行为的准则。
处理好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执行体系相互关系。制度体系是一个国家的治政法纲；组织体系是一个国家的科层结构；执行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治理的营运效力。三者关系中，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居于核心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在未来的6年中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极为艰巨。执行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性系统。没有良好的执行、实施和治理运作能力，再好的制度体系、再完善的组织体系也会形同虚设或事倍功半。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互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是国家治理上的两种思想方法。“顶层设计”是一种战略筹划、宏观调控能力，表现为善于从战略大局上运筹帷幄、谋篇布局，擘划大政方针和改革方案的分阶段进程表。“摸着石头过河”则是一种循序渐进、“尊重现实”的治理能力。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的动力和需求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变迁和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是对现实治理需求的诊断、把握和遴选。这种治理方式，主要表现为善于从现实发展中提炼治理命题、引入治理动力、确定治理任务，同时善于将成熟可行的治理探索上升为法规制度，及时将成熟可靠的改革创新上升为法规制度或全局性公共政策。把握好两者关系，做到相辅相成，既是提升治理能力的条件，亦是提升治理能力的表现。（秦德君）
[新华网-学习时报]
把国家民族命运握在人民手中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60年前，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和各地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落地生根。这不仅从制度上确立了几亿人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利，翻开中国政治发展史新的一页，而且开辟了人类追求民主政治的新路径，对于世界政治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深刻揭示坚持这一制度对于人民掌握自身命运、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深刻分析这项制度安排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的根本原因，深刻昭示只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筑梦的磅礴力量，其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民族复兴百年跌宕的坎坷历程，国家命运一个甲子的巨大变化，让人感慨，引人深思，更催人奋进。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的一次次失败中认识到，照抄只能水土不服，照搬注定无法成功，只有创立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才能扭转屡试屡败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命运，开辟国家繁荣、民族昌盛的宽广道路和光明前景。从革命年代的理想追求、局部尝试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建立、付诸实践，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日臻完善，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成就伟大梦想的新征程，充分发挥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辉煌成就奠定梦想之基，正确选择激发圆梦自信。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我们充满自豪和自信地大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发展道路是多样的，制度选择也是多种的。深刻认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人民意愿、适合中国国情、顺应民主潮流的本质特征，深刻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保持高度政治清醒和强大前进定力，矢志不渝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新境界。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转型，利益观念多样，问题矛盾多发，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需要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越发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相应提高。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高度，分别从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工作、监督工作，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联系以及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五个方面提出要求，既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着重抓好的重要环节，也为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更大作用。
走过一个甲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人民对本国政治制度的自信坚定不移，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探索实践永无止境。这是我们肩负的崇高使命，也是成就复兴梦想的必然选择。
[新浪网-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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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政治清明要官商分离 不能既当官又获商人薪酬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我以为，在这“三清”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是政治清明。要做到政治清明，有很多方面的要求，但官商分离是其中应有之义。
最近，有两件发生在不同领域和地方的事，很值得我们关注。一件事，在山西省级领导腐败案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另一件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此消息一出，各种声音和猜测不绝于耳。这两件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官与商的关系。在山西腐败案中，就是官商勾结的腐败，是公权力被金钱侵蚀的结果。在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事件中，体现的本质就是官商要分离，要把商的薪酬降低到官的水平。所以，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在一个政治逻辑之下的处理结果。
要做官，就好好做官；要经商，就好好经商。官与商是不能混同、重叠、交叉的，当然也不能相互结合、相互勾结。做官，是做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由于手中执掌有公权力，所以，对官的要求就是忠诚、纯洁和遵守规则。经商，也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经商，国家需要经商，人民生活更需要经商。经商讲求的利益，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商人的要求，自然就是追逐利益。利益，会腐蚀官的纯洁，会改变忠诚，破坏规则。所以，官商势不两立，官商必须分离，这是政治清明的必然要求。
对官商勾结保持高压态势，至少可以遏制官商勾结之势愈演愈烈。就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来说，是一个制度性建设，从制度上把官身与商薪分离开来。这是有效的治本之策。有一些人至今对于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一事，不甚了了，认为既然企业是经商，那么这些主要负责人按照市场规则和商业规则取得高薪，亦属正常。其实不然。这些主要负责人，同时拥有官的身份和地位，却拿着商人的薪酬，这就是问题所在。要么做官，拿官的薪酬；要么做商，拿商人的薪酬。不能既当官又获取商人的薪酬。这种双重身份待遇的状况早就该改变了。
官商分离，应当成为一个政治规则和法律规则，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一个为官清廉的底线。沿着这个政治和法律规则，应当进一步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和广度，从制度基础上广泛地清除那些或明或暗的官商不分的现象和做法。
例如，烟草专营，烟草专卖局既是官，也是商。这种体制，是典型的亦官亦商体制，迟早也应当纳入体制改革和清理之列。又例如，在备受各界诟病的公路建设体制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这是官；另一方面又是公路建设企业的建设方、发包方，这是商。在这种体制下，不少交通厅长卷入受贿腐败案中。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这种官商不分体制的弊端。在国有资产管理中，我们确立了出资人管理制度。这种制度，从理论逻辑上讲，就只是商而不是官，其实不然。所谓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国有资产和管理国有资产，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这种管理，不完全都只是商，也包含有浓厚的官性质和色彩。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有身份上的官商不分，有待遇上的官商不分，有干部使用上的官商不分，有职能行为上的官商不分。凡此种种亦官亦商现象，依然存在，不少还是法律和制度固化下来的。从政治清明的原则看，有必要对其进行制度改革，使官与商从法律、制度上彻底分开，使公权力不被商业利益所侵蚀，才能保持其清明政治的本色。(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新网-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