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2-03
学术团体喊话政府退出评奖运动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搞这么大规模的政府评奖运动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王珊）21日晚九时，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其官网发布一条名为“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退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奖项的评审工作。据介绍，该文件1月15日已被提交给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
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政府工作“越位”；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奖项评审过程中容易产生不端行为和滋生腐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而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文件表示，评奖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日益凸显。
基于此，中国计算机学会呼吁，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改革现行国家科技奖评审体制，完善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而这包括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致力于建立评价体系等相关方面的工作，并将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交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完成。
计算机学会表示，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现有国家科技奖评审机制，必将加强我国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使之回归科技奖励的本质。
对于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做法，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表示赞同，“现在政府主导评奖的机制弊多利少”。
对此，有专家向记者抱怨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搞这么大规模的政府评奖运动” 。
在李国杰看来，既有的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评奖机制，会造成奖励导向的错误，使科研人员搞错科研动机，容易让其以评奖作为目的。“获奖本来是科研成果的伴生物，现在反而成为主要的目标。”
一直以来，把大奖交予学会来评选，是李国杰等人一直在呼吁的。
“奖项主要看影响力，交由学会评选更显公正，大奖最终要靠市场、社会等相关的检验，国家参与评定没有太大意义。”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
不过，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钟书华的完全认可。
钟书华曾经对世界范围内的奖励做过统计，科学奖励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奖，一种则是由学术团体负责评审的民间奖。
“即使是欧美国家也有政府奖，英国有皇家奖，美国有总统奖，政府实行科技奖励是正常的。”钟书华说，中国的科技奖励符合国际惯例，如果一下子取消，也不符合奖励的国际潮流。
不过，对于现有的评奖机制存在的问题，钟书华也认为必须要进行有成效的改革。在他看来，三大奖项涉及人数太多，有时甚至达到几千人，再加上各地政府的奖项，数量过多会影响奖项的导向和声望。“政府奖应该少而精，更好的发挥奖励的作用。”
此外，钟书华坦承，在国际上看，学会主导奖励评审已经是主流。而对我国来说，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此，钟书华表示，评审机制的改革与其他领域很多改革一样，需要有个过渡。在他看来，我国现有的学会评奖水平还参差不齐，很多评奖程序还不太规范，客观性差，“有时候一个会议，所有的论文一半以上都得一等奖，既有的学会奖励还起不到很好的导向作用。”
科学界需要奖励，科学家的工作需要受到肯定。在钟书华看来，既有的学会奖励承担不了科研奖励的任务，如果因此因噎废食，谁来承担奖励科研的任务？现在要做的是“双向提高、逐步过渡”，一方面专业学会要提高评奖的规范和威信，一方面政府奖也要逐渐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科学网]
本报北京1月21日电（记者李新玲）鉴于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国家科技奖），在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1月16日将一份名为《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送达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协、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指出问题同时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
中国计算机学会认为，目前国家科技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甚至直接参与奖项的评审工作，有的相关领导亲自担任有关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委员会的负责人，直接主导奖项的评审过程，政府工作有些“越位”。
其次是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无法对政府部门主导的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的行为实行有效监督，容易在奖项评审过程中产生不端行为和滋生腐败，结果导致政府工作“缺位”。
第三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在国家科技奖评审中拥有决定权，而有评审能力的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
第四，《建议》中还指出，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尽管在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有关部门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评委，但涉及的专业领域非常广泛，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政府部门难以把握各个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也并不了解哪些专家在哪个领域具有真正的学术判断力，所以评奖过程容易出现误判、错判。
中国计算机学会对全球科技发达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梳理，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因此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改革现行国家科技奖评审体制，完善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并提出几条具体建议。
建议政府部门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践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治国方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政府部门应致力于建立评价体系、制定奖励政策、遴选评选机构、构建评审平台等管理和服务工作，为国家科技奖励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和机制保证，并严格监督评审过程。
中国计算机学会还提出，要将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交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完成。政府部门对承担评审工作的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进行严格的遴选，并对其评奖过程进行监督。
[中国青年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
21日晚九时，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其官网发布一条名为“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退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奖项的评审工作。据介绍，该文件1月15日已被提交给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
中国计算机学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员，中国科协属中直系统，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
而就在10天前，中国计算机学界刚刚经历了一场舆论风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是重量级奖项，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已空缺多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团队的成果“透明计算”刚斩获这一基础研究桂冠，却遭到了大量网友的质疑。
官方媒体称其对统治现代计算机60年的冯·诺依曼结构作出了革命性改进，而多名IT业内人士则认为“透明计算”仅仅是个理论，远谈不上颠覆冯·诺依曼。
“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
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政府工作“越位”；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奖项评审过程中容易产生不端行为和滋生腐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而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文件表示，评奖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日益凸显。
基于此，中国计算机学会呼吁，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改革现行国家科技奖评审体制，完善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而这包括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致力于建立评价体系等相关方面的工作，并将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交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完成。
计算机学会表示，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现有国家科技奖评审机制，必将加强我国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使之回归科技奖励的本质。
对于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做法，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表示赞同，“现在政府主导评奖的机制弊多利少”。
对此，有专家向记者抱怨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搞这么大规模的政府评奖运动”。
在李国杰看来，既有的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评奖机制，会造成奖励导向的错误，使科研人员搞错科研动机，容易让其以评奖作为目的。“获奖本来是科研成果的伴生物，现在反而成为主要的目标。”
一直以来，把大奖交予学会来评选，是李国杰等人一直在呼吁的。
“奖项主要看影响力，交由学会评选更显公正，大奖最终要靠市场、社会等相关的检验，国家参与评定没有太大意义。”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
“我国现有的学会评奖水平还参差不齐”
不过，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钟书华的完全认可。
钟书华曾经对世界范围内的奖励做过统计，科学奖励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奖，一种则是由学术团体负责评审的民间奖。
“即使是欧美国家也有政府奖，英国有皇家奖，美国有总统奖，政府实行科技奖励是正常的。”钟书华说，中国的科技奖励符合国际惯例，如果一下子取消，也不符合奖励的国际潮流。
不过，对于现有的评奖机制存在的问题，钟书华也认为必须要进行有成效的改革。在他看来，三大奖项涉及人数太多，有时甚至达到几千人，再加上各地政府的奖项，数量过多会影响奖项的导向和声望。“政府奖应该少而精，更好的发挥奖励的作用。”
此外，钟书华坦承，在国际上看，学会主导奖励评审已经是主流。而对我国来说，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此，钟书华表示，评审机制的改革与其他领域很多改革一样，需要有个过渡。在他看来，我国现有的学会评奖水平还参差不齐，很多评奖程序还不太规范，客观性差，“有时候一个会议，所有的论文一半以上都得一等奖，既有的学会奖励还起不到很好的导向作用。”
科学界需要奖励，科学家的工作需要受到肯定。在钟书华看来，既有的学会奖励承担不了科研奖励的任务，如果因此因噎废食，谁来承担奖励科研的任务？现在要做的是“双向提高、逐步过渡”，一方面专业学会要提高评奖的规范和威信，一方面政府奖也要逐渐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透明计算扩展冯·诺依曼结构的原理示意图
基础研究“桂冠”引风波
近日，刚刚斩获我国基础研究“桂冠”--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张尧学团队的“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即透明计算）却遭到了大量网民的质疑。
率先引发网友关注的是中南大学的官方微博。中南官微在祝贺张尧学获奖的一条微博中，将张定义为“路由器之父”，随后这一说法遭到了大量普通网友挑战，继而演化为对透明计算本身价值的质疑。
随后一批IT业内人士也参与到了对“透明计算”的批判中，随着学术打假人方舟子高调关注此事，这一学术界风波彻底发酵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几乎所有的质疑声都在细究一点--透明计算并不具有独创性和创新性，即便不被考虑独创与创新性，这一技术也距离商业化甚远。
数名对IT领域并不专业却坚持在社交平台上“打假”的网友均表示，他们对中国在计算机领域产生的颠覆性成果持本能性的怀疑。而多名IT业内人士则认为“透明计算”仅仅是个理论，远谈不上颠覆冯.诺依曼。
曾数度为透明计算站台的倪光南院士则直言对透明计算研究不多，仅有与张尧学合作较深的英特尔中国表示，双方确实在透明计算有较多合作，并高度评价了“透明计算”的价值。
而另一方面，在透明计算的成果方面，目前确实很难找到实际的案例。
一位与张同为中国电子学会成员的老专家表示，张尧学是有一定水平的科学家，透明计算提出的时间很早，当时具有一定理念上的先进性，例年来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的讲演现在依然可以搜索得到，对这一理论价值的争议可以有，但是不应上升到对张的个人攻击。
一位中南大学学生透露，在事件发酵后，学校曾组织过信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会，“校长最担心的是负面舆论会影响相关专业学生的就业”。
Meta OS超级操作系统功能示意图
透明计算是什么？
根据张尧学2011年5月在学术刊物《电子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一种云计算操作系统TransOS:基于透明计算的设计与实现》的介绍，“透明计算是一种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其目标是在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时, 让用户不用知道计算过程和实现细节, 只需关心系统能否提供所需服务和服务质量”。
论文中提到，“透明计算的核心思想包括：(1)计算和存储分离；(2)提供跨终端、跨操作系统平台的操作和用户可选择的服务；(3)服务器和终端之间通过数据流和块调度交换指令，云计算的超级操作系统对整个网络资源进行一体化管理；(4)程序以流的方式被动态调度到指定的终端或服务器上执行。”
根据透明计算的获奖公示材料，这一研究的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时空扩展冯·诺依曼结构和透明计算模式；第二，提出了网络计算中协议的逻辑化综合设计和优化方法；第三，提出了网络计算系统的性能优化和评价方法。
光明日报报道，透明计算它把“计算机的大脑”放到了云端；其次，由于将网络资源存储于用户指定的服务器，因此彻底解决了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基于透明计算推出的超级操作系统（Meta OS）不排斥任何现有硬件和软件，因此“国产操作系统可以与外国操作系统共存、互补，从单个应用软件起培养用户、赢得生存空间，最终实现全面超越”。
停不下来的质疑
但是，这一被称为“突破了冯诺依曼结构”、“被国际同行形容为先于云计算、包含云计算”的研究成果在获奖消息传开后，却遭遇到了多种质疑。
质疑之一为，透明计算并不具有独创性和创新性。有人认为，透明计算其实质与云计算虚拟化概念类似，还有观点认为，透明计算与微软、Vmware和Citrix等公司深耕多年的桌面虚拟化技术和瘦客户机+虚拟机池的架构，在具体功能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其中NSAP协议和PXE协议的功能基本接近。
张尧学团队发表的相关论文也被网友认为“不够分量”、“得不到国际一流专家的认可”。
有网友对透明计算评奖公示材料中提到的八篇论文信息进行了分析。据该网友介绍，第一篇《Transparent Computing: A New Paradigm for Pervasive Computing》发表于LNCS上，LNCS属于不定期出版的计算机科学系列书集，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论文集，收录此篇论文的当期LNCS就是在武汉召开的第三届Ubiquitous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会议的论文集。第二篇也是会议论文，张尧学是该会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第三篇发表于1988年，是张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讨论协议生成，与透明计算的关联很小。
总体来看，这八篇论文都没有发表在主要的学术杂志上。也由此，网友认为透明计算的国际学术认可度存疑。
同时，透明计算得到产业界，尤其是国际IT巨头认可的说法也遭到了质疑。
相关介绍提到，英特尔公司从2007年起成立针对透明计算的专门研究队伍开展持续研究，并大力推广相关应用。惠普、IBM等计算机领域的跨国集团也已开始关注和研究透明计算。其中，时任英特尔高级副总裁兼软件与服务事业部总经理詹睿妮（Renée James）曾在2012年的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上提到，“未来的计算，必将是'透明计算'的时代。”
但有网友认为，英特尔提出的透明计算是指透明计算平台，包括HTML5以及Cloud Services & Security，与张尧学所主导研究的透明计算并不对等。
就此，记者向英特尔公司求证，英特尔相关人士表示，詹睿妮在2012年技术信息峰会演讲中提到，透明计算概念从九十年代末就已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人在做，清华大学张教授也在做类似工作，“英特尔也和张教授在合作，所以应该说是一回事。”（张尧学兼任清华大学教授）
而面对意料之外、汹涌而来的质疑，相关人士依然选择保持沉默。
包括IBM在内的多个产学研机构均拒绝回应相关问题，截止目前，透明计算研究团队仍旧未对相关质疑做出回应。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一位陈姓教授曾参与过透明计算的研究工作，他向记者表示现在事情正处于舆论焦点，不方便发表评论，“科技的东西，因为公众很难理解，怎么说都会有问题”。
张尧学：透明计算是扩展，不是取代
对于国内外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差距，张尧学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国内目前所使用的CPU基本上都不是国内自己做的，而是国外做出来的，所以目前我们使用的电脑到底安不安全，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他向《中国科学报》表示，目前他们的研究已掌握了国外CPU的结构指令，“虽然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门内是什么，但至少已经把守住了门口。”
在张尧学看来，透明计算在理论和应用上的突破对产业的意义主要在于：改变了我国操作系统发展一贯采取的“替代策略”，可解决国家网络安全和操作系统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重大问题，并具有可形成新的IT产业链、拉动其他产业升级换代的前景与能力。
谈到我国IT技术的发展，张尧学深有感触。“以前，别的公司做了CPU，我们就想做个CPU来取代别的公司；人家有个Windows操作系统，我们就想做个操作系统来取代它。”在他看来，这种替代策略在IT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策略，“因为别的已有公司在用户体系、资金与市场上都已经非常成熟，你不可能轻易撼动。”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共存。
“透明计算是对以往存储计算的一个扩展，并非完全取代。”张尧学说，它“不破坏、不反对、不消灭”原来的体系结构，但会派生出很多新的终端来，从而改变商业模式和软件的使用模式。
回顾团队的研究历程，张尧学坦言，起初他们只是专注于问题本身，不想一味模仿和替代，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做出什么轰动世界的东西。“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产生了一些明确的动机和原创的想法。”随后，他们带着这个动机和想法一钻就是二十年。
其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1997年、2009年，透明计算系列研究工作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长达十余年的跟踪支持为相关研究工作的持续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多不少'的经费支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资助定位，激励研究人员摒弃浮躁，尊重科学，忠于理想，潜心学问，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阶段夯实研究基石。”张尧学说。
[中华网-观察者网]
对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几点建议
民建绍兴市委
现行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机制在正确判别科技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科技成果的完善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加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评价方式单一，科技成果评估活动开展较少，缺少政府的强势推动。目前国内的科技评价制度以科技项目评审制度和科技成果鉴定制度为主，科技成果评估仅作为科技成果鉴定的一种补充，而且科技评估制度作只有原则性问题的规定，缺乏本应的细则。省市级技术评估机构的主要业务停留在立项评估，省市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仍以成果鉴定为主，不能满足科技成果市场化的需求。
二是对不同科研活动采取同一种评价尺度。基础类、应用类成果的试验研究的方向、目标、手段各不相同，对应用性科技成果评价的最终目的是要转化和推广，不应采取同一评价尺度和指标。
三是学术研究“课题”化之风盛行，降低了成果的水平。尤其是一部分人为了获得高级职称，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做“正当、合法”挂名的项目负责人（或主持人），影响实际从事人员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科研质量，甚至遏制学术创新。
四是对评审专家的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评审专家会不自觉地渗入评估者的利益和决策者的利益成分，影响评价结果的公正性。
为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建立综合的、可操作性强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
采取形式多样的评价方式。通过加强科技成果评价的服务和研究，明确科技评估的任务导向，除评审和鉴定外，推进科技成果评估方法。如增加以成果转化为前提，采用成本——收益法、总结性评估、经济回报率的评价等方式的科技成果绩效评估制度，使科技评估工作向项目的中后期评估、成果评估、绩效评估等方面延伸。除了评价制度外，还可以建立科技评估体系，如项目结束后对科技计划的目的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价，根据合同要求，对于研究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和验收。评估方法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辅助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科研成果转化体制除了通过申请专利外，对于基础研究领域还可以用项目认证（包括合理性的阐述、明确的目标、评价、监督和评估）等形式进行评估。
加强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研究。通过研究科技成果评价的发展趋势，系统的分析和探索涉及成果的水平、价值、转化前景等各方面的评价理论和方法，按成果的不同类别和对成果评价结论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评价方法、指标和尺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方法，以适应科技成果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建立和完善科研诚信保障体系。
用法制手段保障科研诚信。在实施科技评估活动时，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科技评估活动纳入法制的范围，是国际上科技评估的普遍做法。因此，各级政府通过研究科技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出台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科技成果评价方式加以规范，来加强对科技成果评估的引导和推动。
用程序化管理制止科研腐败。管理部门应严格审核项目负责人（主持人）过去的专业经历，与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项目排名应以在研究本项目过程中的业绩（相关论文数量、质量、贡献等）为标准。属招投标的，实行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并接受纪检监察的全过程监标等等。
三、建立健全第三方公开透明的评估机制。
要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作用。在推进科技管理改革过程中，要正确对待评估和评审的区别，评估机构作为第三方能够起到客观、公正的作用，与国际接轨。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原则，作为第三方的科技中介机构是保证这一原则的有力措施。
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科技部门对各类计划、技术成果等评估结果进行定期公布，做到了公开化，但程度较低，反响也不大，在考虑知识产权的同时，把包括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的有关研究开发的全部内容和结果公布于众，以真正实现公开化和透明化。
四、建立健全对评估专家的监督制约机制。
要重视科技评估专家的选择，针对不同的评估任务，科学合理地筛选评估专家；要完善专家支持系统，评估任务完成后对参加评估工作专家的评估能力和业绩进行评价并存档，通过专家评估系统实现动态的专家管理。此外，在选择评估方法和技术指标时要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受评估专家主观影响的方法和技术指标。
编者注：该文刊载于2012年10月18日
[绍兴政协网]
李培根：中国科技奖励之我见
客观地评价我国的科技奖励工作，我们应有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多年以来，国家的奖励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科技相对比较落后的时期，这个作用更为明显；二是我们评出来的奖励，绝大多数是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两点认识不能掩盖目前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更大的负面作用。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作为“中间承认”的官方奖励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对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奖励实际上是一种对科技成果的承认，评奖主体是国家和政府，这是官方的，属于官方的承认。对科技成果水平的“终极承认”应该是什么？不妨分析一下合理的终极承认。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不应该是官方的承认。属于技术的成果，最后的、终极的承认是市场的承认；属于科学的成果，终极承认不是市场，但也不是获得奖励，而是科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总之，对科学工作、科技活动的承认，政府给予奖励不是终极承认，只是一种“中间承认”。
对科技成果的承认，需要伴随一个利益的承认。假如说没有奖励，利益的承认是要与终极承认挂钩的。譬如做技术的，市场承认了，利益跟着就体现了；做科学的，得到科学界同行的共同认可，某种“利益”往往也跟着体现。
现在有一个中间的而且是官方的承认，即科技奖励。利益至少在相当层面上与中间承认（奖励承认）挂钩了。因为它不是终极承认，所以这个挂钩肯定会有一些扭曲的现象。有些本来不该有那么高的利益却给予了，或者是有些本来该得到的利益，因为未得到中间承认（奖励）而没有得到，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扭曲。
目前的奖励政策使科技人员更容易急功近利。科技人员做科技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理想的应该是兴趣，但现实情况中不可能完全凭兴趣，多数人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或者是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假定，如果没有中间承认的话，科技人员的驱动力是什么？譬如做技术的，希望成果未来得到市场的承认，做科学的希望得到学界的承认。把驱动力放在这个上面，即使主要不是兴趣，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因为直接与终极承认挂了钩。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和终极承认挂钩，而是和中间承认挂了钩。能否得奖成为了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大家眼睛都盯着奖，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作用。目前的奖励制度的确对科研人员的驱动力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奖励制度既破坏了本应有的模糊性，也破坏了本应有的清晰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通常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水平不是一秤就能称出来是几斤几两的，它有一定的模糊性。成果也是一样的，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称出几斤几两。但是，现在的奖励制度破坏了这种模糊性，本来社会中间这些东西存在一定模糊性是合理的，奖励制度破坏这个模糊性后，必然导致一些问题。假如我得到了一个国家奖，另外一个人的项目跟我项目的水平差不多，一起去参加评比，我评上了，他没有评上，我还真不敢讲没评上的一定比我的水平差。由于有名额限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是，评上和没有评上的差别就大了，因为很多东西与奖励挂钩了，讲水平的时候，似乎你有两个国家奖、三个国家奖，那个比你少，或者没有，“水平差距”就出来了。本来是模糊的，因为有了奖励，使得应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变清晰了。我们很多评价（如评重点实验室、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差不多都要看获奖数量，本来模糊性的东西因为奖励而清晰了，这是有问题的。当然，社会上存在该清晰的地方却变得模糊了的问题，譬如科技工作的社会价值。做技术的，最后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价值体现得比较清晰，但是因为奖励加在了中间，奖励成为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使得这个价值变得模糊了。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我们把它变清晰了，本来应该清晰的地方奖励又把它搅模糊了，这也是科技奖励带来的问题。
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社会大环境存在不诚信的种子，尽管模模糊糊，但的确是客观存在。实际上，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不诚信的种子很容易在这个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使不诚信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评审活动是非做不可的才去做，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做。由于我们的社会诚信不足，只要有评审，就会有问题，这一点，不能小视。
本文一开始就肯定了我国几十年来的科技奖励政策，认可评出来的奖励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下面不妨分析一下假如未来没有国家官方的科技奖励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设国家奖，我们有没有办法承认科技人员的贡献？
终极承认摆在那里，不管政府的科技奖励有还是没有，终极承认总是存在的。做技术的，市场会决定，即使不是普通市场决定的，例如国防的、国家战略资源方面的，也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的终极承认。此外，同行认可更真实。学术水平也好，工程技术水平也好，同行之间自然有一杆秤。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做的一些重要工作，虽然还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还没有鉴定，但是领域内的同行们都知道他们工作的水平。科学更是如此，科技期刊、科学文献、会议交流报告基本能反映他们的工作与成绩。因此，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无论是哪个领域，包括国防军工领域，没有官方的奖励也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或者终极承认，而且是更真实的承认。
奖励的作用随科技发展程度增大而降低，甚至变成负作用。我们总是强调国家科技奖励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要分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越是科技落后的时期奖励的作用越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作用会发生变化。科技发展的程度越高，奖励的作用就越低。早期因为中国科技太落后，通过奖励刺激科技人员，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这是有作用的。因此，不能否认以前科技奖励的作用。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科技地位的提高，科技奖励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到一定的时期会有一个无形的拐点，不仅仅起不到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或者消极作用将大于积极作用。官方科技奖励政策使奖励的驱动力成为很多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这就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本来应该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奖励使它清晰了，导致一批人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负面作用会更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没有官方科技奖励，受益最大的当是货真价实的科技成果的所有人。反对逐步取消官方科技奖励的人总是担心科技人员的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一些无所作为的人会因此而受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得到终极承认的成果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在有官方奖励政策的环境下，因为评审的存在，使成果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而产生某种扭曲。也就是说，某些不一定货真价实的成果可能得到本不该得到的承认，甚至有货真价实的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的情况。因此取消官方奖励只能使货真价实的成果得到更真实的承认。
基于这些认识，中国应该有一个计划，逐步做到取消政府的科技奖励。
完全不必担心民间科技奖励可能很滥的问题。我赞同民间设立科技奖励，有人又担心某些民间奖励可能会很滥。假如说民间的某些奖励会更滥，但是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学会，或者学会下面分会、专门委员会，乃至其它民间机构，自己做一个奖励，做得很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没有人承认它就是了。倘若民间的奖励做得含金量很高，自然会得到承认。民间奖如果有滥象，不用太担心。
加强同行评议等做法无法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问题。反对取消奖励的人也承认目前奖励政策的问题，但是主张改善操作方式而消除某些弊端，如加强同行评议。从操作的角度讲，如果不取消政府奖励，只是通过加强同行评议改进它，其实不太可能。如同行评议这个事情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机械行业的评奖，机械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其评委是大同行。有时候小同行之间也不熟悉。如果真正让完全熟悉情况的小同行去评审一个项目，这是很难操作的。退一步言，即使能如此，那么不是小同行之间的项目水平又如何比较呢？所以，指望通过同行评议而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弊端是枉然的。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真的要改得很合理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结论还是逐步取消政府奖励。大的可以保留，例如最高国家奖，数量很少，而且是针对个人的，可以保留一点，但是一般性的奖应该取消。当然取消可以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计划，逐步取消或者是逐步由民间奖励取代。
（本文根据作者在某座谈会上发言记录修改整理。《赛先生》获授权刊发。）
人物介绍
李培根，1948年生，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获得博士学位。
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国家863／CIMS主题、国家863／机器人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国家863先进制造及自动化领域专家委成员，现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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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抨击“人情评选”
“坦率地说，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学术界的学风并没有根本性好转，学术不端、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问题仍旧存在。每当进行评审时，常见各类游说或者说情的邮件、短信、微信，甚至在一些高级别的学术评审中也并不鲜见。”昨天，在江苏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中，省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直指当下的科技、教育评价体系有诸多时弊。
“现在学术界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干扰国内各类评价体系，包括各类人才和科技项目评审。这样的话，造成业界对科技成果的评价和各类人才的评价失之公允，不够客观公正，干扰了正常的人才培养进程和科技创新活动，影响了正常的科技、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令人感到遗憾。”昨天，在江苏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中，省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对于目前饱受诟病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出了优化和改进建议。他认为，中国社会是高度人情化的社会，此风不消，评审也形同虚设，难以发挥作用。
“科技创新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全方位的大力支持，但过度的行政干预却可能对学术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黄维说，个别高校和科研机构，还把申请各类奖励作为体现学校教学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这脱离了科技评价的动机和宗旨，使得高校立德树人的公信力受损害。因为获奖的不代表最高的水平，而没有获奖的很多项目还相对出色。”
黄维认为，学术成果必须经得起考验，评价体系必须严把质量关。有些成果业界并不认可，同行不认可，社会也不认可。对于科技管理部门来说，必须要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政策，加强顶层设计，从制度上屏蔽人情因素。增加国内外同行评议的权重，尤其要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更加关注对学术成果创新力、影响力的考量等。对于学者自身而言，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原标题：中科院院士黄维抨击“人情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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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应该退出国家级科技奖励评审
据《中国青年报》1月22日报道，鉴于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在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近日将一份名为《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送达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协、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在指出问题同时，提出了几点建设性的意见。
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获奖者是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的团队。他们的科技成果是“透明计算”。虽然中央媒体按照一贯的做法大力高调正面宣传了这个科技成果多么“高、大、上”，但遭到计算机业内人士和网民非常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透明计算”根本没资格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因为透明计算是计算机技术的倒退，其实质就是1980年代几十家单位使用同一台大型计算机（因为穷，所以只有这么一台），所以现在没有任何推广价值，获奖很荒诞。
“透明计算”的科技价值如何，计算机业内自有公论，我们这里不去说。我们这里需要说的是，一个科技成果是否有价值，到底应该是谁说了算？是掌握各种权利与资源的政府说了算吗？是掌握实权的高官说了算吗？是掌握话语权的权威学者说了算吗？按理说，都不应该是他们，而应该是业内的公论，也就是业内人士这个集体的共同评价。毕竟，一项科研成果究竟有没有价值，以及如果有价值，那么到底有多大的价值，隔行如隔山的外行显然没有资格评议，因为不懂。
对于不懂科技价值的政府来说，不应该评审科研成果获奖，而应该让学界自己去评审。这让我想到了法国著名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1月1日，他谢绝接受象征法国最高荣誉的“国家荣誉军团勋章”。皮凯蒂是全球新近畅销书、已销售约150万册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他说他之所以拒绝这一荣誉，是因为他认为“政府的角色不是决定究竟谁应获得荣誉”。在“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授奖史上，皮凯蒂并非唯一拒绝接受这份荣誉的人。法国文学名人卡缪、萨特、博瓦尔和画家莫奈，还有发起反贫穷运动的皮埃尔都拒绝过，甚至法国先锋放射线学者皮埃尔和居里夫人，以及国际著名电影明星碧姬·巴铎都拒绝过。
在全球许多国家，尤其是成熟、发达、民主的国家，政府都不评审科研成果。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对全球科技发达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梳理后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政府不评审科研成果最典型的例子非“诺贝尔奖”莫属。“诺贝尔奖”的影响力之所以全球巨大，除了奖金非常丰厚，就是评审出来的获奖者有广泛的全球认可。这得益于“诺贝尔奖”的评审方不是瑞典政府（除了和平奖），而是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物理奖和化学奖）、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生理或医学奖）、斯德哥尔摩文学院（文学奖）、瑞典国家银行（经济学奖）。享誉全球的“菲尔茨奖”（数学届的“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新闻界“诺贝尔奖”）等，也都不由某国家政府评审的，而是业内人士。
正是由于是业内人士评审，所以就使得“诺贝尔奖”（除和平奖）、“菲尔茨奖”和“普利策奖”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大的争议。这样的一种优良评审机制不仅杜绝了不正当的做法，比如找关系、拉票、行贿受贿等，保证了评奖的公平公正，也就是公信力，而且还促进了科学研究和新闻业的健康发展。按理说，这应该给我国以重要启示。我们可以想见，一旦我国政府也如此做了，那么“透明计算”至少不会让国家有关部门出现现在这样的尴尬。（胡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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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是否可行
□徐琼 成都商报评论员
在行政与学术、行政与科研的模糊地带，各种议论与批评喧哗多年，但没人能想到，第一个站出来，以鲜明态度，发出清晰声音的，竟然是一个鲜见于公众视野的专业协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日前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的建议》。不用看内容即知是个惊世骇俗的建议。
在民间语境中，政府就代表国家，似乎天然是国家科技奖的主人，不管从国家科技奖的历史沿革、权威性、出资方哪方面来说。按照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奖励经费由中央财政列支。
这场由国家做主的科技褒奖自2000年以来还算成功，每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成为举国瞩目的学术明星，也总会激起公众的艳羡追捧。但今年不太一样的是，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透明计算”并未有太多欢呼，甚至遭到众多网友质疑。
虽然没有500万元巨奖的光环，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科技界却含金量颇高，近10年来七度空缺，就可看出其高冷地位。为什么这么难产？看看它的评审标准便知：一是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二是具有重大科学价值；三是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公众尤其是IT界人士质疑“透明计算”的理由也基于此：与云计算类似，独创性和创新性不够；论文不够分量，国际学术认可度存疑。
独创性作为自然科学的灵魂，应该如同人的指纹或者生命DNA一样，具有明晰的辨识度和可检测性。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普通人看来，自然科学相较于文学，评价标准应该明确清晰，不得有疑，有着百年历史的诺贝尔奖即是如此：尽管和平奖和文学奖争议不断，但说到物理化学与医学奖，从来都是学界公认、众人皆服。
国家科技奖如此重要奖项不能服众，实在令人尴尬。设立国家科技奖的初衷，是为奖励为科学技术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激励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引导树立公众的科学精神，但由国家做主的评审方式，在此却暴露出重大缺陷：为了强调科技奖的权威性，国家公信力可以作保，但换个角度，也可能为科技奖的失误“背书”。
正如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批评，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暴露出“政府部门干预过多”，“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等问题。说到底，政府并非万能，专业领域更应放手。香港有个何梁何利基金，实行信任委托管理制度，有效运行已20年。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由邵逸夫奖基金会有限公司管理及执行，这些都是民间出资、学界自主评定奖项的范例，可资借鉴。
[成都商报]
政府退出科技评审是角色归位
近日，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的建议》。《建议》提出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暴露出“政府部门干预过多”、“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等问题，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退出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的评审工作。（澎湃新闻1月22日）
政府退出科技评审——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一个学会，竟上书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要求政府在某个领域放弃自己的权力，多多少少能给人点“胆大包天”的感觉。但是，无论结合当下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还是就科技成果评选本身的特点，这都是一种常识的归位，是政府角色的归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对于科技管理体制尤其是评价机制的改革要求，是这样表述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虽然其中并没有直接谈到政府权力必须退出科技评审的明确内容，但开放、透明、科学却是建立相关评价机制的最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新一届政府一直强调的是“简政放权”，就是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政府职能转变，由之前的管理变成现在的服务，由之前的干预过多变成现在的间接管理或不管理。近年以来，政府也确实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工商部门已经不再评选“驰名商标”、“免检产品”了。既然工商部门可以这么大度地放弃这些权力，那么，相关科技管理部门也应该放弃。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对于科技评审而言，政府官员许多都是一些门外汉。最终只能导致“外行管内行”的窘迫局面。除此之外，因为我国政府权力并没有完全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也没有完全进入法治化的轨道，权力评奖，难免会出现自肥与寻租的现象。
前段时间，两院院士评选工作中，新增了一条“处级以下官员不能参评”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价值回归。在一些专业领域里，既包括科技领域，也包括艺术领域，无论是官员，还是权力，都应该退出来，别跟人家抢饭碗，也别干预人家的吃饭问题。
虽然最终的结果未必如计算机协会所愿，虽然也有可能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工作要一步一步来，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计算机协会的勇气是值得称赞的。而且，这也符合当下政府改革的一些要求，更在表达进一步确保科技评价工作更加科学合理的一种愿望。当然了，政府要放手的自然包括所有的领域，而远远不只科技评审这一个方面。
[中国网]
政府退出评审 学术方能回归本位
鉴于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科技奖在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政府部门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上。(1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提交的《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中指出，政府参与奖励评审，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有些“越位”之嫌;二是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容易在奖项评审过程中产生不端行为和滋生腐败。三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影响到有评审能力的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作用的发挥。四是政府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评奖过程容易出现误判、错判。这些问题，让人们对政府参与国家级科技奖励评审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基于此，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政府部门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还该评审工作一个更加专业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本质来上来说，国家级科技奖励评审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理应以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为主体来进行。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过对全球科技发达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梳理，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
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国家科技奖励评审，本身就违背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的基本规律，这是对科学研究进行行政评价而非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很难避免权力寻租、弄虚作假、急功近利与形式主义等问题。政府部门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实质是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位，打破利益共同体，形成学术共同体。
事实上，专业学术奖励评审去行政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10年颁发的《人才发展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都已鲜明提出行政评价退出让位于专业评价和学术评价的教育管理改革、人才评价改革。所以政府部门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是符合改革精神的。只有这样，学术的管理和评价才能打破既已形成的学术利益链，回归学术本位，给每个学者创造安心做有价值学术的学术环境。(长江网 司尔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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