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7-10-
共产党的存在是时代的造就和人民的选择 忘记人民会穷途末路
我们谈论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就不能不对旧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有所回顾。
清王朝的腐朽堕落导致中国长期积弱积贫，民不聊生。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此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天平天国”起义。虽然“天平天国”起义实质上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也将中国社会推向了秩序混乱和思想无序的深渊，全社会更加贫富不均，迁流人群日益聚生增多。这样的局面也进一步导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和国土瓜分。
八国联军两次攻入北京，清末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的清王朝之下的官员虽然也提出了“洋务运动”，而且后来光绪皇帝还急急然搞了“百日维新”，但是，国家政权致使社会治理不能良性，社会反而越来越贫困落后。
清王朝灭亡之后，国内军阀林立，各种势力相互倾扎，互为利用，不惜损害国民利益，这种丢弃信仰和底线、谁也不服谁、自建独立王国而为利益展开的争斗，只会给国家和人民肇致深重灾难。倘若中国在清末之后，出现一个诸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的雄人，中国在外国列强观风阶段也许就能够振救危难。很可惜，当时国内军阀互争利益，连年混战，将国民资源空耗，民心逐步瓦解，关键的十五年时间完全荒废了。
那个关键时期的中国，能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以国民为第一的也只有孙中山等人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颇有远见，从当时民意和威望来讲也仅他可以振救局势。当时，孙中山建立国共合作，将革命形势推向了新的高潮。然而，非常遗憾，正当孙先生大有作为之年时，他却因为疾病缠身，逝世而去。这真是中国的不幸。
不久，便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事件。袁世凯皇帝梦尚不满百日，便撒手人寰。其它的人等，虽有权势，皆以自己利益为重，直接造至国民党分裂和新军阀无义混战，没有一个真正在乎国家将为帝国主义吞并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这种复杂局面，就更不可能成就某一个集团首领因狂捞私利而实现一统民心了，军阀败落当然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是时代的造就，也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群众无比憎恨军阀混战，它使得人民群众颠沛流离，苦难不已，利益为军阀吞噬。人民群众不仅身心受损，而且生命毫无保障。一个甘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保障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大党就必然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成为人民所信赖决择的政治对象。
后来，国共合作之下，第二次国内革命，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但之后，蒋介石主导下，党争开始，说白了就是国民党为了一党专政，大肆实行清剿共产党。只要与共产党有瓜葛和交往，社会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任何法制的保障。这种看不见民族团结，看不见社会统一，只为着一党或少数人利益的歇斯底里，加剧了社会阶级仇恨，也空前摧毁了社会和平的契机。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任何组织或个人就是待宰的羔羊。完全弱肉强食的社会形态，迫使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充分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但是，人民大众也由此开始了新的站队，对政治对象重新决择，尽管不是谁都能骤然之间看得清楚力量的加码。
清末所造成的社会内乱，军阀割裂到混战的局势，进一步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由觊觎中国，步入到实施侵略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以两万人的队伍趁机全部占领了整个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逐步推进，更决定了中国统一的艰难曲折性，也决定了只有重新以整合民心、挽救国家、公而忘私的群体才可能获得道义和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最终实现摆脱贫穷和落后。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完全红色恐怖中逐步发展起来，是通过无数先烈的奋斗和牺牲才找到一条正确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从中共救国救民的主张来看，其获得天下统一是必然的。值得提及的是，当初以从苏联留学而归的二十八个半的小集团，对中共政治具有很大影响。一方面初创的共党组织经验不多，也不成熟；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有极大主导性影响，加之从属于国际共运组织领导，所以，犯许多错误也有必然性。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与此有直接关系。
红军万里长征开始了。在大部红军最初盲目西进中，湘江一战致使中央红军由八万出发人数剧减到三万，可见当时牺牲之沉痛。历史的转机骤然出现，中国共产党高层抓住了，毛泽东再次入主红军领导层。特别是遵义会议，一举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央红军，这么说真的一点不夸张。遵义会议是共产党高层在最紧急状态下召开的一次会议，也是最讲民主的一次会议。可见，民主在中国革命最紧急的关头，也最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但是，在后来，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共高层又出现了为权利而争斗的危机局面。为解决这场危机，始终坚持信仰的重要人物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排开个人利益的大局眼光，中央为张国焘绑架，那么，红军的灾难会非常严重，损失会更加惨烈。
一个党派，一个政治团体，如果抛弃道义和最初的信仰，即意味着从胜利走向失败，从团结走向分裂了。事实就是这样，既然从危难中走向成功和胜利靠的是道义、初心和忠诚，那么，改变初衷就是从成功起点走向失败和分裂。中共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惊涛骇浪，也经历了一次次危机。
特别是，中国上世纪中叶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党内各派打着国家和人民幌子，展开的一场权利争斗战，是无义的党内分裂活动。现今共产党内的层层腐败，无非仍是以个人利益吞噬人民利益、侵蚀公平正义。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面目形式，党内腐败小集闭是经济瓜分的形式，但从本质上说，都表明其内部已为利益集团所分裂，所存在的巨大危机。目前，党员人数已 接近9000多万，人数越多，越有严重拉帮结派分裂分化的趋向性。从前苏联共产党执政破产，再到东欧众多国家的共产党执政垮台来看，社会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历史上所存在的那么多届王朝，较长的也就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后就是长达一百多年的混乱。正如人们所言，“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多了去。”中国未来又会不会如此发展变化呢？
在1945年7月的延安，当时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曾经向毛主席提出过如何才能解决“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主席铿锵有力地作出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切统治阶级，初始为争夺天下治权，求得取利于民之主宰，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呼风唤雨，不畏脑肝涂地，抛却生死之念，什么个人利益都可以丢弃。然而，当夺取治权之后，我的利益便毫毛不可损，谈什么放弃些个人名利、做出些许牺牲都成了浮云微尘，视百姓之命为草芥，更不用说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了。这就是每个朝代的宿命所在。
一种社会风气的养成是层层教化的结果。上行下效，这是历史的总结。当年，西方国家上层好茶饮、丝绸和瓷器，整个社会都倾向追求这种消费。晚清时期，上流社会王公贵族热衷鸦片，赞称“福寿膏”，于是整个社会都流行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国家凋敝都在所不惜。更不必说前苏联人人惊恐的告密文化，以及今天演艺界以吸毒为时尚示教于社会的模范行为了。
从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严重腐恶性问题来看，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人民民主距离中国发展现实和未来变化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真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有很大作为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不会集聚丛生。不管一个政党党员人数多么庞大，那种没有结合民众意愿，而仅为一党情愿的民主选举和民主执政方式，就是最大危机的来源所在。
当一个大国在一个大党主宰之下，这种人数上占多的政治优势，往往容易造成严重忽略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微弱性呼唤，比如那些对上访求助人员的简单粗暴处理方式。上一层的决定，往往被忽悠为通过巨大数量的党员就可以得到执行，而他们却忽略了党内存在利益集团的各自为政和伪装。中共要真正切转换到以人民利益第一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上来，其艰巨性是相当难以估计的。
改革必须借助立法，立法有效必须坚定执法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万能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有其缺限，也有其优势，社会制度也是如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其本身也是为社会治理服务的。社会制度不是川剧“变脸”，一咋呼之间就一换脸谱，它有其相对稳定性的一面，不这样，社会中每个人都无从适应。人类演化至今，已经认识到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必须借助社会制约之器即法律来体现。所以，法律的刚性和稳定，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和平有序极为重要。
但是，任何社会都是变化发展的，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法律也不能永一不变。制度的适时改变从新，实际上就要体现在法律上必须适时进行阶段性修订和完善。比如，有些封建王朝的一些法律条款，本就是为了维护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特别制定，在社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之下，这些法律所损害社会人群的利益就会从小比例上升到大比例，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危及统治阶层的统治，因此，改变和修订这些法律条款也就成为了必然。这种法律、制度上的变化，就是改革，改革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变法。一个朝代主持下的改革，或者一个朝代以血腥暴力方式更替另一个朝代，变法几乎都是历史演变的主题。实际上，社会变革借助法律，正是有赖于法律的相对稳定性。
法纪没有刚性，确立得再好的法纪，都不过近似摆在田间地头的稻草人罢了。无论是稳定社会秩序还是改变陋旧，不能刚性的法纪都会极端软弱无力。法律刚性的体现，就在于坚定执法，就在于法律条款执行的严厉性，就在于社会人人之于法律的平等性。一个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统治阶层(领导阶级)必须要有法律观念，这是不能带头破堤的。事实上，法纪不能刚性，恰恰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全面走向衰弱和失控的标志。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什么样的党，在有了符合民心的党义党章党纪之后，最关键的就在于依法执法，违纪究责，法纪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的话，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也将缺席，人人失却道义感，“替天行道”就会降临，社会就会从和平有序走向混乱。
当然，法律也有阶级性。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体现和表征。她明确宣称为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而立法，指出法律内核所在完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为根本宗旨，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这是所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律的地方。社会变革，最大的焦点就在于法律修订和完善，而阶级性往往成为法律最为关注的目标。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法律，更应该体现在充分维护人民民主权利和实践人民民主稳定而有效的方式，不这样，就谈不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谈不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从历史来看，任何朝代不可能不出现贪腐阶级，有时还会严重存在适宜“蝇蚊”滋生的温床，不讲法律就会贪腐阶级为所欲为，就为招致底层绝大多数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视，引发社会混乱。但是，整治贪腐阶级不能以运动高潮式的杀戮---武力解决，也不能只提醒不批评甚至不动刀子地斯斯文文谈论---文式辩论，而是要以刚法面世，暴露出法律的爪牙，体现法律的神圣、权威、庄严和不可侵犯。
温柔于立法，酷烈于执法，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人性化，充分展示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达到良法善治。温柔于立法，就必须民主立法，广范围征询法律修订建议，去除各种利益集团所设置的优先法律条款，凸显立法的严肃和认真，以便达成各界遵循的共识，保障社会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形成的法律才可能是良法。有了良法，才可能执法顺利，严格执法才会有保证、有基础和为社会所认同，社会善治才可能出现。同时，善治之中也为良法的修订和完善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和依据。
说到“酷烈执法”方面，正如先秦时期的子产所云，法律应当如烈火一样威猛，而不能像流水一样软弱。猛于烈火，烈火使人害怕，因而死于烈火的人极少；软如流水，而嬉戏于水的人很多，所以死于溺水的人反而更多。可见，如果不坚持法律的刚性，那么，死于社会之弊的人同样会更多。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红色江山变色，防止阶级异化(贪腐形成)后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席在当时就对朱元璋很感兴趣，尤其是他意识到元璋先生所颁布的明《大诰》这类发动人民群众反对贪腐势力的方法，对防止社会主义出现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新式腐败阶级有重大实践意义。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天形成的，导致出现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背景因素极为复杂。从本源上讲，毛也是想结合延安整风经验，从思想上展开一场规模巨大的斗争运动，但是，在中后期被阴谋家利用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剔除了陈伯达。尽管如此，诸多错误已无法避免。
确实，文化大革命完全没有达到思想上清澄透明的目标，反而使社会更加复杂化了，各种思潮无秩泛滥。特别是，出现了封建主义思维压制资本主义思想，甚至抵制和灭杀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思考，诸如遇罗克、张志新被枪杀等。一个颠倒是非、蔑视人性的社会改造运动，不可能不对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造成颠覆性影响。今天的急功近利和诚信缺失，恐怕都不能从最近时期去找原因。社会意识流、潜规则的形成，就象包二奶三奶四奶等捧为情商高一样，就象“有钱能使鬼推磨”流行一样，就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力观畅销一样，……社会的种种意识和流俗都不可能一时俱成。
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算作一场社会改革的话，那不过是一种相当失败的改革，尤其值得研究它剔除法律之后对于社会改革的重大作用，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社会一旦失去有效管治，进一步严重失控的话，就会由空前混乱到肆意混战。
过去的一切，并不会完全过去，还会对今天造成影响。今天的一切，又必然会对明天的发展变化造成影响。公平正义地作为，正向地努力奋斗，不断坚持下去，恶化的社会风气才可能逐步得到修复；否则，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恶变下去。法律在这方面更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诚然，希望在社会每个人心中，人人向往公平正义，人人争做爱法护法使者，社会就充满希望。人人抛弃公平正义，人人践踏法律，社会就没有希望。路，一直在我们的脚下。
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整风建党面临巨大的考验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主导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和社会，因此，政党的素质、道德建设等事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利益的维护。执政党长期主宰和操作主持中国政权事务，如果党内腐化和堕落，那么也必将会主导中国的衰弱和分裂，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结论。“落后就要挨打！”“腐朽堕落就要亡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整风，组织结构的变革，民主选举的创新，队伍的纯洁和先进性保持，将决定中国的发展命运。
中国共产党既是现代世界发展变化的产物，同样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所以，共产党不仅应当了解现实，关切和保护现有人民的利益，而且，还应当从历史发展线索中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深厚沃土之上，难免会染指一些封建落后思想。如何发扬优良传统，消除落后思想，这本身也是异常艰巨的改革内涵。
历朝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以无比正确自居，对基层民众寻求公平正义之急切无所视听。就象那些看不见民众上访，甚至归之于无理取闹一样。直到他们被自认为愚昧不堪的阶级推翻之后，那些皇亲遗臣们才真正发现，他们原来也不过是一团血肉之物，没有天生出什么奇特的东西。
这些统治阶级原来临驾于社会最上层之时，肆意宣传自己至高无上，以为我便是天命御使，一切归于我操控，命令之下无所不行。日驰月移，往复如常，最终导致骄奢淫佚，目中无人，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和发展潮流。长期养尊处优，致其权下戚贵近臣皆投其所好虚伪华浮，治国越来越不求实术，兴业百无聊赖，自己更无入世之长，天下积贫积弱积怨不知，百姓不堪忍受宰割迫害，发展到以命相搏，聚众反目，结果王朝化为灰土，反而是彻底坑害了自己。
当然，中国共产党与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区别，就在共产党的党章和领导制定的宪法中。
但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没有哪个不想好逸恶劳，没有哪个不想一本万利。正确的人生观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性的弱点会由于权力垄断而无法得到抑制，民主选举、弹劾、司法等就只会成一种摆设，这是社会治理失去控制、失去理性最为根本的原因。
贪腐是社会财富以无义手段聚敛于某些人或小集团，这不仅极大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更是导致官权走向官霸，个人野心最终膨胀到为所欲为地阴谋颠覆政权。这种事情在封建王朝中屡屡发生。所以，严重贪腐会导致全社会走向衰败和混战！一是，受压迫的基层阶级会聚众反抗，以团结的力量推翻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权的腐化阶层。二是，权霸小集团因目空一切，开始加紧演绎全面夺取最高社会治权和财权的颠覆活动，以实现个人野心和满足私欲。所以，社会腐败丛生，往往是社会严重危机孕至临产的时期，如治理无章，贪腐不能遏制，社会不能转入良知性发展，这个社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天下哗变。
诚然，社会不是仅凭几个人的呼前喊后就能被推翻的，这也是统治阶级有恃无恐而更加肆无忌惮的哂忽点。但是，公平正义不以个例的存在而可以忽视。侵夺社会基层每个人的公平正义所产生影响予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而予社会来讲似乎可以轻微不计，但就公平正义本身而言，无论对侵夺个人还是群体的正当权益来讲，其损害都是百分之百。损害公平正义，那不是伤害的个人利益，而是在侵害道义。
更何况，有其损害公平正义一例，如法炮制便可以有损害公平正义多例。“始作俑者，得无后乎？”一朝灭亡也是如此，始于个案，但并非仅为个案俱成！正如贪腐社会不是一个人的所为就能形成的一样！也正如千金买骨、求才从立一贤始一样！也正如个案得到公平正义地解决可以促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一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范例可循！这也是治世的一术啊！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内部曾出现过不少叛徒和意志薄弱者。新中国建设初期，中共同样产生了不少贪污腐恶分子。现在的反腐斗争告诉我们，一旦放松思想改造和同腐恶阶级势力的斗争，中共内部侵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脱化变质分子还会泛滥成灾。难道这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变化中，就不会存在侵吞人民利益的叛党叛国分子么？谁能够下保证书呢？！
当一个党反腐反不下去的时候，社会公平正义必定近于丢失，那也就是一个党即将毁灭的时刻到了。改革绝不是简单地由强势阶级调整利益，厉行反腐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如果什么都讲利益在前，那就是惟利是图，就会利欲熏心。一切以利益为条件、以利益为中心，甚至连公民的义务和法律执行都可以利益交换，大到守土戍边、冲锋卫国都先利益谈定之后再论，那将是多么荒唐的行为啊！是的，说到此，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十分可笑，但是，我们真的笑不出来。历史上这种情形太多了。
前苏联垮掉，是一部最好最醒目的教材。不要相信什么好听就说什么的那些机器，法西斯不只存在某些国家、某些时代，权力垄断一直是法西斯生根发芽成长的沃土。不经历思想斗争，不抓好反腐防腐教育，不筑牢自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不敬畏法纪，就不可能做到有效防止党分裂、国弱化，就不可能捍卫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就不可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就不可能纠正错误、不断前进。
中国社会的行政管理模式基本上全抄袭前苏联体系，如不变革创新，将会在以后某个时间段遭遇非常严峻的事件。这不是可能，而是存在必然性，因为前苏联的倒台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哗变已经是非常令人醒目的事实。
在现实中国，如果想要成为各届政府的领导者，行使一个地方高度集中起来的权力，就必须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几乎是这个社会人人只可意会而不能言谈的潜规则。中国共产党如此庞大的数量，这决不是好事的表现，小集团的隐性存在并互为利益体已成为事实。几个月时间里，党员数量从8700万上涨到8900万，200万人是西欧一个小国的人口数量，增长十分惊人。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整风建党面临巨大的考验，甚至已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中共党内真的人人都那么先进么？中共党员人数能不能长期稳定在5000万呢？难道要实现全国人民都入党的目标么？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温柔性反腐可能致使中共有严重分裂的危险。阶级斗争运动扩大化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忘记阶级斗争又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的改革是以保障和发展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因此，改革必须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改革成果也不能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不能放弃阶级属性。
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不仅是社会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也是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我们就必须重视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异化和阶级斗争。重提阶级斗争不是坏事，而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切错误的思想，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反动势力，你不打，它们就不会倒！”几十年的发展使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是，思想上的退化和颓废愈发严重，各种腐败现象、浪废现象、虚假冒伪不诚信现象、损公肥私损人利已的现象、践踏法律忽视公民利益的现象愈发突出，依靠小集团势力投机取巧而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创造创新获取正当利益的现象愈发突出，…中国改革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保卫改革成果已成为了又一艰巨使命！中国已行进到坚持改革、维护人民利益、捍卫改革成果的崭新历史阶段。中国面临一场更为深刻变革的苦战。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一代人能功成一代人的事业，每一届政府都能获得人民的拥护，那么，中国走向强盛就是时日可期。相反地，如果腐恶盛行，党不党，国不国，民不民，那就是不堪回首。
一个党派，一届政府，要人民承认，要人民拥戴，要俘获民心，就必须做出多多让人民满意的事情来，这实在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要说腐败分子们不知道这个道理，那就太贬低他们的智商了。可是，为什么会前腐后继呢？这就是党组织在思想整顿和反腐防腐教育上出了问题，在严格执法究纪上出了问题。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反腐防腐是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的一项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浩大工程，更是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切合了历史的潮流，也是共产党走向强大、走向更成熟、走向未来最重要的自我革新行动。但是，要想长期有效防止执政党腐败和蜕变，事实证明仅凭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并不完全可靠，还必须真诚地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民主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一贯提倡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缺席反腐防腐，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当永不停息。
拒绝人民群众的民主热情也是一种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总是拿人民群众缺少文化、不好管教为托辞，总是将自己的身份抬高到人民群众之上，认识不到自己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错误。共产党几十年的执政经验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疏远了人民群众，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就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就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就会犯重大错误。不少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也缕缕出这方面的问题。
在一篇名为《晋察冀民兵小记》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组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到1945年晋察冀民兵共作战37872次，参加人数668143人，如果加上配合主力部队作战327539人，计达995682人。民兵共歼灭敌伪28934名，毙敌伪11380名，伤敌伪10162名，俘虏敌伪7392名。”这说明什么呢？将人民群众比作几个人的话，那何只是英雄，简直是大大大的英雄！那个时候，就是一名抗日大英雄也很难消灭300名日寇呢。谁还敢说人民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呢？！
当年，蒋介石的军队也搞过游击队，八路军甚至派出自己的高级将领去培训过他们，但他们就是搞不下去。为什么呢？没有特别的，蒋介石的军队看不起人民群众，不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也不能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更不对人民实行民主，无视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所以，蒋介石部队搞不成功敌后游击战。不仅敌后游击战是如此，蒋介石退守台湾也完全因为这个原因。蒋介石政权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一执政基础，丧失了民心，最终退守台湾完全是咎由自取。
在过去战争年代，共产党所倡导和实行的民主方式和实质内容都非常丰富，各级官兵和人民群众都能切实感触。比如，一有困难便组织民主讨论会，一有问题就召开民主生活会，征求群众意见，听取群众批评，特别是战前战后反复研究和提高认识，达到上下团结和共识的形成。这是共产党极不同于国民党的地方。在一些地方，根据当地人民群众中识字人员较少的实际，为落实人民民主，选出大家心目中的政府领导，还特别实行过以“豆”为票的“豆选”，放在哪位被提名选举人背后碗里的“豆子”越多，哪位被提名人就正式当选。
当然，我们今天的条件很好了，完全没有当年那么艰苦了，实现起人民民主也不必再使用豆子了。可见，有没有勇气恢复和还人民更多民主权利，完全是一种态度和思想是否端正的问题，是否把人民民主认真当一回事并真正放在心上的问题，是否愿意真正落实“群众路线”的问题。总之，一句话说白了，就是愿否虚心接受和有量容忍“人民监督政府”的问题。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旦人民群众有了民主选举权，就有了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之所以长期存在，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依靠的人民力量。任何执政集团如与人民为敌，即便人民不与之战，仅是人民大众对其实行各个围困也难以独自支撑下去的。晋察冀民兵夺取许多日寇据点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谈到这里，又想起了人民解放军围困消灭黄维兵团时，阵前太多国民党官兵不就是被馒头和饮水感化过来的吗？陈毅元帅就曾感叹到：“解放战争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多么深明事理的认知啊！
孔子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任何一个政党不仅要“温故”，而且还必须“知新”。“温故”，就是要对过去的优良传统，那些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好做法，进行充分总结、继承和发扬。“知新”，不仅要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认识，还要有所提高，了解新思想新风貌新成果，不断进取，勇于开拓创新。“温故”和“知新”总是辩证的关系。没有“温故”，“知新”就会失去方向，就得不到旧有实践的丰富经验。一旦失去继续“求新求变”的依据和养料，就必然“知新”过程中付出高昂成本，走更多曲折的路。而“知新”是对“温故”思想和内涵的进一步提升，使之更适应新的发展变化，在投入到新的伟大实践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以实现更大的胜利和取得更多的进步。没有在实践上的总结和创新，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温故”，也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知新”，当然仅仅落墨纸上的“温故”与“知新”，只会产生和纸上谈兵一样的后果。
人民群众是喜爱民主的，也希望获得更多民主权利。过去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是如此，而今，我们的现实基层人民群众对民主更有这样的迫切要求。每年那么多的上访人员就是一个侧证。我们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民主热情方面，更需要顺应时代潮流，认真做好“温故”和“知新”。我们承认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就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民主热情，真诚关切人民群众的利益。拒绝人民群众的民主热情也是一种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优秀人才是社会稀缺性资源，更需要社会民主沃土助养
这个世界关于民主的文章和议论，已经不是一文一书的情态，而是有上几百年的历史文献可以佐证民主思想早已经深入社会现实之中了。
民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少数人根据自身的好恶来决定社会的一切，防止少数人强权霸占和囊括社会资源和利益，而为狭隘的小集团服务。民主既是民生内容，也是改革的重大目标。只有社会实现民主，才能不断选举出强强组合的社会良治人才主持社会治理，从而有较大保障实现社会较快发展和获得最大进步，并达到社会良治。社会的治理有力，离开了能代表社会先进性的人才是万万不行的。人才，尤其是能明了社会发展规律、预知人民在实践发展中的利益诉求、善于解决历史疑难和现实危机的高级人士，那真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而十分稀缺的战略资源。这些优异人才，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通过多年的积累才会获得，他们自身的进步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事实上，这样的资源不仅极为稀有，而且更需要社会民主才能有所发现、有所重视，才能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发挥人才资源贡献于强国富民、巩固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目标。
道理很简单，只有民主选举，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人才高士在社会建设和发展中有所作为，才能充分抑制社会统治阶层的腐败，才能看清楚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才可能最大程度实现公平正义和和谐进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能力和观察能力，有不同的觉悟和才能，每个人才都有其独特的才质，但是，集合大家的智识和能力就可以变得十分强大起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一双眼睛或几双眼睛所看到所观察，总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远不及人民群众众多眼睛所看到所观察得清楚和全面。同样，一个人或几个人所做出的判断，也远不及人民群众得出的结论全面可靠。所以，依靠人民群众选人选才，一直是很准确全面的，也是历来为任人唯亲、拉帮结伙、阴谋弄权者所诋毁和反对。
就是从共产党在过去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战争年代的经验来看，真正依靠人民群众选出的干部，那也是工作能力强、能够迅速打开局面、事事带头做榜样的优秀人才，他们中也很少有人触及法纪底线。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开得最及时最成功的、在共产党高层十分民主的重要会议。没有这次充分民主的会议，以毛泽东为核心代表的领导小组就不能入主中央高层，就不能行使挽救中央红军命运的军事权力。
历史上诸多朝代的统治者在危难未至之时，他们总是压制民主，从来不在乎人才高士的有无，十分轻贱那些所谓的“异己”之新声，辨不出人才高士的优劣，也觉不到人才高士的重要。而当王朝积弊积弱到无可奈何之时，才意识到急迫需要人才高士振救既倒将倾，可是，腐庸早已堵塞人才高士向上之路，人才高士不仅无立足之地，而且层层腐庸更会借故抵制、打击以消除不利于己的才士顶冒发声。所以，王朝之首除了愧叹“何生帝王家”之外，也别无他法。最终，大家也只有随王朝同归于尽。不只是封建清王朝之衰败是这样，历史上哪个王朝的覆灭都是如此。
北宋王朝连续启动的几次改革，表明官方不是无人忧心国之疲弱，然而各个食利集团都恐惧其利益受损，反对革新利民，每次改革都不得不停摆。由于党派和门户之争，各种人才站边排队，哪个党派上台执政，利益就倾向哪派人士，造致革新人士不仅无法作为，而且还受到严厉打击迫害和流迁，范仲淹、苏东坡等人就是范例。最后，金朝灭了北宋，那些盘剥人民的豪强阶级土地丧失，或漂流异乡，或身首异处，永久盘剥人民的梦想化为乌有，一无所有时方悔不当初，又谁能回返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在人为”，改革的成功与否完全在于方方面面有革新和奉献精神的人才推动。社会改革迫切需要真正有胆有识人士有所作为，而且只有层层人才接续配套，共同努力，才可能保证改革的持续获得成果。社会革新犹如一场漫长而持续的接力竞跑，不可能一蹴而就。北宋王朝的革新失败，完全在于力图变法革新方面人才不足、不继，尤其是封建王朝体制所存在的君权家承弊端，可以因人事变动而一人休止变法革新，很容易造成革新破产。
离我们最近而灭亡的封建清王朝，在它晚期阶段，社会日趋衰落，官场极端腐朽，改革方面的人才高士难道没有了？显然不是这样，恰恰是主张和支持“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觉醒人士就相当多，林则徐、魏源、徐继畲、龚自珍等等大有人在。然而，那些反对变革之声浪又何其小哉？连异议挪用海军购舰款项用于修复圆明园的光绪皇上，也落得“今日令吾一时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的下场。更不必谈谭嗣同等慷慨就义的变法六君子了。
清王朝晚期的统治阶级，谁也不愿意放弃利益，谁也不愿意有所损失，谁也不愿意改变僵化的体制，谁也不愿意革新人士上岗理政，谁也不愿意为适应新社会的人才让位。满朝文武大臣谁都没有了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基本底线和念头，严重阻滞国家人才新陈代谢。从1840年到太平天国起义竟十年空耗不作为，从太平天国灭亡到八国联军第二次进攻北京，又是几十年不作为。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统治阶级被几千洋人吓破鼠胆，可见王朝的腐弱异常了。
历史一再证明，要改革一种僵化的社会体制是非常艰难的，社会改革人才要获得社会担当并施展手脚更是“难于上青天”。依靠统治阶层推动社会改革到公平正义的境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托辞多多，理由实足，证据凿凿，但是，改革决不可能依靠单纯的、片面的发展就能解决社会弊端。北宋王朝表面繁华的背后，也完全证明改革不思想流血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范围很大，尤其是一个人口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仅有几个人才高士投身于社会改革是不可能实现改革目标的，需要各个阶层、各个地域投身改革的人才相互配套，上下一致才可能实现社会改革成果不断涌现。
就是上世纪伊始的中华共和初期，又反复几次的保皇、复辟、称帝，无非旧有势力不甘心丢弃过去利益的表演。可就是国民聊倒不堪之际，当时中国也没有多少旧属统治阶级人士真正致力推动社会改革，改革也因军阀混战而不能进行。人才高士奔命途中，惟有彻底推翻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统治，才可能国家人民获得新生。可以说，暴力革命是社会必须改革而不得已采用的极端形式。
拿国民党为例来讲，从当初学习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再到后来走向统治独裁，再到现在台湾民主选举，这之中就经历了差不多将近百年的历程。以前，我倒真希望台湾人民全员加入国民党，再以国民党党内全员民主选举面目推动到台湾全民选举，可是，就中国这一特别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万万未能经历这一步。一个民主选举的制度变革落实尚且如此艰难，而且是在现代人员文化素质较高的地区，这不能不说坚持改革的万般不易了。
社会优秀人才总是为人民拥戴和爱护，也最能代表人民的心声，能始终为维护人民利益不辞个人辛劳，因此，优秀人才非常具有社会感召力和动员力。所以，优秀人才群体一直是社会改革和推动社会发展最精锐的力量，也是带动人民力量的“领头羊”，这样的力量总是有人民力量这个背景在推动和培养。可见，如果忽视优秀人才的社会标示性、引领性作用，也意味着忽视代表人民力量共同肯定的精锐力量的存在，那么改革就很难成功。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优秀人才具有人民和社会发展所赋予的双重属性，哪个朝代漠然视之，哪个朝代就会很快走向灭亡。
民主选举是最大的社会公平正义 民主选举制度完善一定会开花结果
民主选举是一种制度，也是历史潮流，不管何人怎么说要千万谨慎，不管有人想怎样兼顾现有统治阶级的利益，不管保守势力怎么迴避和阻止多少年，或者经历平缓有秩过度，或者经过暴风骤雨血腥，但是，就象埋于隐处而不被拆除的地雷迟早会被触发一样，日益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一定会落地生根，也一定会开花结果。这是不以任何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在民主选举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也急待认真思考、探索试点和逐步完善。
中国共产党首要的变革就是要将党的利益同化为人民利益。尽管宣传上讲“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党的利益甚至局部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和人民利益相统一，甚至是严重冲突。比如，权力操控中利益截留和划分没有真正落实到两者相统一；整个社会，至少95%的权力为中共党员所垄断；社会机构臃肿人数绝绝大部分都是党员干部；绝绝大多数腐败分子是党员干部；地方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主要领导权力非常大，等等。这是实情，怕不怕，说不说都是这样，大家心知肚明。
中国共产党有两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一个是民主选举是最大的社会公平正义，权力高度集中必须通过改进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进行稀释。一个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造成效率低下和社会贪腐严重。其实，这两个问题，集中到一点，都是需要依靠改进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特别是改进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共产党的党义是很符合民心的，党章看百千万次都觉得十分正确，但是，人民利益至上不能仅仅保留在纸面上，共产党内的选举方式也当改革到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面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数量实在是太过庞大了，不是党员不能主政的潜规则应当为民主所稀释，这样也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不断进步。最为有效可行的方式，就是将共产党各地区的领导选举由完全党内选举，转换为党内和民众各占一半的票数选举，这是执行共产党义和人民利益完全相统一最有效的措施。甚至，为了体现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可以将人民群众的投票上升到60%以上，以人民选举占主导；40%以下的票数为党内选举。最终形成总票数，获选者可再由上一级（省委）机关批准。这种选举完全可以在县一级首先进行。
如此选举，上一级机关还可以督促选举的正常进行，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而且还是一种适应新形式的政治选举创新。这样，也能有效简化基层执政班子，有机会将党政合并，而基层党的委员会除纪检、机要和常务办公室，其他职务似都可以兼职；同时，兼并机构，减轻人民负担，也更能获得人民拥戴。当然，这个建议也不是一时兴起的思考，已经很多年了。之所以提出来，就是供大家讨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派，其基层领导可以不让人民群众来选举认可后赋予其行使人民的权力。任何一届政府成员是不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由人民选举来实切考量，而不能仅仅由媒体宣传来认定。
今天，看到清亡之后的中国状态，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问题再次紧追人心，我们确实应当深入思考。如果民主选举机制稳定而合理，民主选举以法律方式更加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甚至上下同心一致和谐，那么，中国就不会长期存在狂捞党票的暗流，严重的贿选歪风通过制度就可以有效解决。解决基层权力过度集中，再经过几代人有秩化传接到定型定势，就可以有效防止通过少数人专制肇致乱党祸国殃民。不要认为党员的觉悟都很高，更不要认为党内不存在阴谋诡计，人心难测，心理霉暗尚无法检测，也没有法律的保障。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更为可信。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渡过了68个春秋。但是，我们民主制度有些好的方面坚持了，而有一些好的方面却因为“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几次运动丢失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又改革发展了40年，乡村、城市变化都很大，差不多第三代人都在成长中了，然而，我们的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改进不大。一切都在变化，民主管理和选举还是一种不如战争年代贴合人民意愿的方式，这显然十分不利于我们发展，不利于我们修正缺点，不利于我们轻装前进。思想上出了问题，就会造成战略争胜空无，决策实施乏力，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民主制度已经是时候当结合现有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潮流充分进行完善了。
固然，现阶段不解决完善人民民主制度这个大问题，将来社会就必然会出大乱子。与其日日争执民主形式，莫如诚信实践，一步步完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历来是我们治国治军最重要的精魂思想。历史就是力图实事求是，所以，回顾我们一起经历的历史也才更有借鉴意义！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不断改进我们的缺限，坚定正确的方向，团结一致，不骄不躁，矢志奋斗，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拓越宽广，我们的党才会越发为人民所拥护，我们也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赢得新的光荣。
无道义，则无天下。新中国完全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诞生，共产党也完全是在实行广泛民主、争取人民支持中走向主政主角。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为伟大革命理想英勇牺牲的先烈，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是人民的力量将共产党推向了历史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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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强国的表征
任何一个强国，要获得世界承认，那不只是经济上发展了就能实现。野蛮一点地讲，强国都是拼打出来的，任何自我口头上的强国从来就不为他国所承认。
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要不受他国欺凌，真正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强国都有哪些表征呢？
强国都有稳定可靠的国内政治架构体制。这种体制不会因任何人、任何党派和社会组织的弱化或消失而失去正常的权力交接。任何政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都是国家稳定、统一的维护力量，而不会成为反人民和分裂国家的势力。一个国家政治不稳定，一切正常发展都是问题。这是其一。
强国有强大束约性、可操作性、十分健全的法律体系。法律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为本色，不会因任何力量的存在而使法律失去刚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为立身社会的天条，法律成为人们生活中和行为上自觉遵守的底线。包括人民群众的正常表达、维权、以及和谐秩序的维护都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得到解决。法律的刚性，是一个国家能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没有长期稳定，再强的国家也会因为内乱弱化，甚至社会正常运作和发展停摆。这是其二。
强国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保健能力。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持，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世界是变化的，但外界的经济冲击和国际市场动荡，不能解体国家相对稳定的的经济结构，不能影响到人民追求健康而富足生活的权利。但是，经济的发展不是放任自流式而不顾及环境和生态涵养，而应是人和自然充分协调地、完全可持续地发展方式，携带有质量保证、有人格情操、有利国民健康生活、充满活力的经济目标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就是为了人民更好生活，也为捍卫人民生活所需充分提供物质保障。这是其三。
强国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创造能力。强大的科技创新、创造能力，是解决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更有安全保障等各方面随社会发展积累的疑难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支撑。当然，科技创新创造能力不是一天培育成的，是一项长期化的工程，必须有与之配套相关的发达教育，市场经济，人性化、多样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组织，等等社会保障服务体系，这是保证科技创新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社会基础。实际上，经济强国要依靠强大的科技创新创造能力才可能全面实现。一国足富一时可能，但长期富足则万难。世界上有一岛国卖磷肥而富，但在资源耗尽之时，就立下步入穷国，这就是鲜明例证。这是其四。
强国有强大的国防体系和强捍的社会维和反恐力量。一个不能给全社会以和平安宁社会环境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谈论图谋强国的时间、资格和保障资源。被外国强势绑架、欺凌、奴役的人民就是正常而有效地表达人的基本需求也难以实现。这是其五。
强国有不自我封闭而历史悠久的文化和优良传统传承。文明是强国的又一体现。一个不能追求进步、不能文化繁荣、不能传承文明基因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赢得世界各国尊重的。外交受困，文化交流受阻，不屑于了解他国的优秀成果和向他人学习，再多强大起来的机会也是会一一丧失。船行逆流，不进则退。保持一个国家从强大走向更强大，其本身就是万万不能懈怠的事情。这是其六。
我个人认为，看一个国家是否为强国，必须有这六点。单纯的一方面为强，其强始终相当有限。
不断发展中的中国，一定不能自我迷失！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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