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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教育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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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5-01-08
■月度论文
□钟沛璋
■教育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使人人受到教育，是所有执政为民的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义务。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教育为民族造就人才、为中国开拓未来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不能不看到这十几年来，教育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它功能的反面，如越来越高的学费把不少孩子隔在学校大门之外；沉重的学习负担，无休止的做题、测试、考试、课外补习，又偏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一考定终身”，极端的例子，有的孩子因为通不过中考、高考的闸门，被逼走上自杀的绝路。
这些现象迫使我们思考当代教育的一些问题，而不回避问题与思考又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里谈谈三个问题，是我的一些观察。
一、教育投入不足
这首先是由于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二十年过去了，我国教育教育经费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看到了一条难以置信的消息：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专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结果发现，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
我国的财经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4％，而实际经费又低于计划的目标值。据统计，在1993年以来的10年间各级政府实际少支付的教育经费超过6000亿元。农村的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也就是要农民自己负担)，而乡镇财政又无力承担。
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的匮乏就必然造成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大批孩子被挤落淘汰的惨状。中考关，就有40％—50％的升不了高中被淘汰。而在过关被淘汰前，已有许多孩子因厌学、逃学早离开了学校。
有人辩解说，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多、国家穷，要先发展经济，才能发展教育。这真是缺乏远见的谬论。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他们走的恰恰是教育优先的道路。这是从150多年前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政府刚成立，就派出由政府所有主要成员参加的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求知识于世界”。回国后，全国上下形成了发展教育最优先的共识，教育经费在各项国家预算支出中最多。经过短短十年时间，日本国民识字率就猛升到90％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国民经济已处于衰败的境况，甚至不敌当时的中国。日本却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对日本经济飞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值得反思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正连年快速发展。我们能兴建耗资巨大的世界超大型的三峡工程，在全国修建高速公路，甚至还要修建高速铁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如此缓慢呢？据教育部政策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中国每年只要多投入500亿元到600亿元就可免掉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收费。我们真的就找不到关系到我们民族发展命根的这笔费用吗？
二、民办教育如何走出困境
客观而言，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来，也是政府很难承受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500年前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开始，民办教育从来是兴旺的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像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民办学校还占58％，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是私立学校。日本的民办教育学校是71％，印度是59％，香港地区是55％，台湾地区是59％，韩国是80.5％。再看芬兰，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美国著名经济学杰弗里·萨克斯羡慕地称：北欧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为什么不大力鼓励民办教育来扩充我国的教育资源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政府的鼓励下，我国的民办教育一度有过很快的发展。但是这些年来，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种种规定下，我国现有的民办教育，有的已经难以为继。先是在《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其次，民办教育既然是不靠国家经费而民办，就得按市场的规律来运行。但是教育部门说，教育是公益事业，不是产业。这样银行就不给贷款。其三，民办学校，在国内很难融资，国外资金也无法引进。事实是，在堵塞民办教育在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堵塞了国外的资力和智力在中国兴办教育的可能性。今天国外仍有雄厚资力和智力可以为我国发展教育所用。例如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在中国却因为限制太多，无法办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引进了这么多外资来兴经济，为什么不能积极引进外资来兴教育呢？我们既然能送这么多的学生到外国去接受外国人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引进优秀的外国教育家来中国办教育呢？
三、教育行政管理之弊
从校长的任命，从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材、出什么试题到用什么试卷，以至学校的财务，都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和控制。中央教育部门有统一的高考，省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则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和年终测试。一切围着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
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存在种种弊端，我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只是无奈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方面是教育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教育乱收费泛滥。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十元，现在已达100多元。城市里一些热门中小学的择校费或赞助费高达数万元。学校还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如强化班费、补课费、辅导材料费等等。一些学生千辛万苦闯过了独木桥，考上了大学，桥那头却伸着一只要钱的巨手，要想领得入学通知书，先要交几万元钱买路费。而每年的学费还高达上万。农村孩子的家长交不上这样的巨款，被逼向学校下跪者有之，被逼自杀者有之。即使对于城市的家长，高额学费，也同样是不胜负担的。
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大学学费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2.3倍。一位福州的家长说，她女儿大学四年，花掉了10万元。教育部门虽然多次明令禁止高收费、乱收费，但是屡禁不止。为什么呢？因为发财的好处，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就得了重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披露，广东化州教育局用学校收费的584万元钱盖了自己的楼，以626万元钱用于餐费等用途。广东吴川是个穷县，该县的教育局竟有17个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都张开大口吃喝，餐费高达611万！这当然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
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如加上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这数字还要翻一番以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竟高居首位，教育还成为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第二名。教育历来被视为最高尚、神圣的事业，出现如此严重问题，亟待治理。
教育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这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而现在我国教育的政策，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种种做法，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原有的差距。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大。扶贫首先要扶贫困地区的教育。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的未来。
所有这一切，促使人们对如何改善我们的教育，深入思考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来。
(本文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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