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生招生改革的中心思路其实是逐步扩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监管力度，结果是考试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这不仅容易诱发行政部门的作弊，而且最终便宜的只是那些平庸考生和滥竽充数的导师

　　-文/张鸣

　　研究生招生，近来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去年的北大甘德怀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余波未消，今年清华美术学院陈丹青的辞职，又将此事提上大众的“议事日程”。

　　自从大学扩招后，考研已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的首要选择，考研的基数陡然增大，考研热潮所及，连历史、哲学这样过去门庭冷落的学科，也变得很有人气了。大家的感觉是，现在的研究生考试招生，跟过去的高考差不多了。这样一来，研究生招生这种原本各个学校很个性化的行为，其公正性自然会受到各方的质疑。

　　事实上，为了应对这种质疑，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有权招硕招博的学校，一直在进行考试和招生制度的改革。比如，出题从原本的招生老师都参与，变成由专门的出题组出题，出的题还要求提供标准答案(对人文社会科学这样的学科，也要求题目必须有惟一的答案)，以方便教学行政人员对判卷活动进行检查。考卷从过去的不糊名字到糊名字，再到连考生的一切资料都严格保密；老师判卷也由过去各系自己组织实施，到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判卷人从始至终处在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的严格监控之下。复试也由研究生院统一制定复试表格，最后录取更是由教育部统一按学科划定录取分数线，各个学校按线录取。

　　这种改革的中心思路其实是逐步扩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监管力度，其结果是考试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恨不得有一天像托福考试一样，实现机答机判，最后由工作人员统计整理公布就可以了。必须指出的是，目前这种思路的改革随着大众对招生的质疑，正大有升级的趋向。

　　但是问题是，这种改革能够保证研究生考试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吗？考试招生里的坏事，即使都是教师做的，那么把权力放在行政人员手里，是不是就可以太平无事？当然，人们可以说这种改革可以使得教师和行政人员互相监督，压缩作弊的空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从过去的实践中看，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事实上教师和行政人员在考试招生上的权力，在制度上就是不平衡的，行政部门是主导者，而教师的权力仅仅是技术上的，只要行政部门可以实现考试的题库化、客观化，甚至机答机改，教师的参与就可以减少到最小，甚至完全成为不必要。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监督势必是不完全的，甚至可以被优势的主导者一方凭借技术手段轻松瓦解，就像目前各个学校所存在的现实。

　　教师为什么要招研究生？从理论上讲，是为了培养学生做学问、做研究，同时也推进自己的研究，增益自己的学问。所以，他们应该有权利挑选那些他们认为合适跟着自己做学问和研究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生的招生，是个非常个性化的行为。一个导师，如果贪图世俗的利益和好处，刻意招收根本不适合做学问和研究的人来做他的学生，如果入学以后的考试和毕业论文答辩，是按规矩严格进行的话，那么这个导师肯定会因此而蒙羞，他也无法让他招来的混混实现得到学位的愿望。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显然无法实现这种理想状态，招进来的研究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只要招进来了，就差不多能混出去，得到一顶方帽子戴。所以，研究生考试招生的改革，应该改的出口，而不是入口。

　　在入口上做文章，加强本来已经很强的行政权力，不仅容易诱发行政部门的作弊，而且非常不利于真正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尤其如此。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的考试，最终便宜的只是那些平庸考生和滥竽充数的导师，对于真正想做学问的学生和导师，却意味着灾难。

　　在西方高校里，行政部门的职能只是为了教学和研究服务，而我们的高校里却是行政监管的强化，再强化。其实，只要我们在研究生出口上，多一点制度的限制，多一点监督，让那些东郭学生混出去的成本提高若干，导师在入口上作弊的顾虑就会增大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认为在监督制度的诸元素中，相比行政部门，学生和导师的作用更重要。事实上，对于读研的过程来说，真正休戚相关的人是他们，只有他们才最有监督的内在动力，他们不仅可以监督东郭学生，更可以监督东郭导师，最终让我们高校的东郭先生少些，再少些，让我们的高校，不再像一个衙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