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录取研究生，是否应当排斥自考生？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关系到如何对待自学成才的问题。回想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时，对考生并没严格的学历要求。有的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有的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一些考生根本没上过大学，其中不但有高中毕业生，还有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1966年小学毕业，以后当过九年知青，直接考上了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如果讲学历，他考研时的学历还不如现在的自考生。

　　如果扯得更远一点，王芸生在民国时代算得上是报界巨子了，但因为家境贫寒，只念过几年私塾。13岁就当了茶叶店的学徒。一边在茶叶店干活，一边给报馆投稿，就这样走上了报人之路。还有钱穆、梁漱溟，没上过大学，却是一代大师。顾准也是小学毕业生。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没有因为他学历低而不用他，而是让他年纪轻轻就当了教授。中国学界不少泰斗级人物，尽管并没有进过正规大学，有的甚至只上了几年小学，但他们却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一辈子研究新问题，分泌新思想。其境界之高远，远非当今学院里的教授可比。87岁的严秀先生，曾当过人民出版社社长，他读了其中一位学者的一篇新作之后，甚至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学成才的口号曾经非常响亮。可惜现在成了文凭社会，这个口号很少有人提起了。国家鼓励自学成才，当时看起来是权宜之计，但它有助于社会形成重真才实学的风尚，研究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进步诸因素，不能忽视这一点。当时社会导向是鼓励向上，鼓励努力做事，大胆做事，敢想敢为，开拓创新。在这个大背景下，青年自学成才，为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肯定自学成才，不只是关系教育制度和人事制度，还包括两点文化意义：一是英雄不问来路，使所有社会力量对于向上流动产生信心。二是重实际效果，防止人为作假。要想让自学成才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关键是在选拔人才时不能有学历歧视。如果常态的选拔机制中为自学成才的人预留一点空间，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可以降低很多。对于自学的人来说，个人其实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个人的成本高，国家的教育成本就低了。国家对这种人更应当鼓励。但现在的实际操作不是这样，目前国家的科学教育机构，迷信制度化的造就人才方式，对于制度以外的人才，一般不大信任，许多大学引进师资，一律博士。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大学失去活力。

　　现在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毛病不是出在自考生身上，而是出在考试方法和招生数量上。当年于光远招研究生，先看论文，论文没有创见，休想取得复试资格。有位学生论文出色，外语零分，照样被他录取。可惜，这样的佳话今天早已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