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贺卫方罢招研究生的行动引起强烈反应，它说明了年轻的教师特别是学生，对教育部门的管理体制存在普遍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谁去批评管理者并不重要，有这么多人对出来批评管理者的人表示支持就很重要了。

　　本期话题

　　6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信中指出：“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察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而保送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也大可怀疑的。保送生多，意味着通过平等竞争进入者机会的减少。保送生选拔的标准是本科阶段的考试成绩要名列前茅。但是，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读本科时的成绩往往只是中上而已，甚至由于前面提到的‘偏科’原因，成绩有畸高畸低的情况。如果按照各门成绩都必须达到前几名，这些人当然就只能被排除在外了，结果必然是研究生中太多考试型而非研究型人才。”

　　贺卫方表示：“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退避，因此，我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本期嘉宾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语录：招博士硕士，由学校自己决定，最后由社会来评定。随随便便设一个硕士点或博士点，反而会有损学校的名声。教授可以不喜欢校长，校长也可以不喜欢你，但他想开除你或者给你小鞋穿，却没那么容易。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语录：我们知道很多大师都是疯疯癫癫的。中国的学生有可能某一科是非常好的，但是经过一次次的淘汰，到研究生这一层就没有了。教育界有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这在国内是不成立的，国内的校园是偏才和怪才的墓地。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语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的是一棵瓜就不可能得出豆来。你第一届教出来的是三头猪，第二届教出来的也是三头猪，那我下次就不好聘你了，如果教授没有话事权的话，大家出题大家选材，大家都没责任，大家也就不作为了。

　　我会看中成绩排第二十位的学生

　　袁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招研也要考试的，只是不像现在考得这么泛。贺老师提出的问题我也遇到，就是出题越来越广，太广了。你要复习得复习得很广泛。但是很泛就不适合做研究。我们那时候考试考得很专的。如果出那样的题，现在的考生过不了。

　　陈志武：我们也经常思考这些问题。我参与过在北大和清华的招研，在美国做了15年教授。我非常同意贺卫方教授的观点，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总分高的不一定是我想招收的研究生。当然我不排斥这些的，可能我看中的是成绩第二或者是第二十。我更喜欢他们自己的思辩能力，看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远远比考试分数要重要得多。而在北大清华招研，比较普遍的是大家追求考分，如果你上的这门课是不算考试分数或成绩的话，学生上课的情绪就会有所影响。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读初一，另一个读五年级。在美国，小学六年从来不会有考试，从来不会评比谁第一第二。美国小学教育体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注重综合能力的发掘。老大有一次的作业是用两个月时间整理你最崇拜的偶像的报告。我女儿收集了她喜欢的那个偶像的所有资料，从出生到现在做过什么，把她一辈子都收录起来画在一张大图上。这里面有很多方面的训练。现在我女儿十来岁，可以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不会像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讲几句话就发抖了。

　　袁征：我还是会用考试，但是考试的方式就会跟现在很不一样。我指导过的男女生学业调查：为什么女生会比男生普遍要考得好？因为我们的考题有比较多的记忆题，男生胆子大，不喜欢的学科的就不学了，女生却喜欢不喜欢的都学了。现在很多学校包括我们华师要教师，宁可要低分一点的男生也不要高分的女生，就是因为男生动手能力比较强。

　　信力建：另外也可以反过来说，即使教授考研也不一定过得了关。有一个方法现在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招四个研究生，就让教授自主招两个，学校招两个。然后比较一下。

　　教育不能要求全面发展

　　袁征：现在贺卫方具体针对的是北大法学院的做法，但是据我了解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要全面考察。其实这是中国教育长期的所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不够合理的。各个方面可能会存在冲突，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去背唐诗宋词，你就很可能没有时间去解数学难题。你要是费时解数学题，很可能没有时间纠正你的外语发音。我认为要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但是不能要求全面发展。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让他们按照学生的条件来帮助学生发展的。有些人可能适合短跑，有些人适合学英语，有些适合学数学。中学的时候适合学物理，大学的时候适合学法律，所以政府要定一个统一的模式，全国的人都按照一样的方式来发展，这是不合理的。

　　信力建：九年义务教育是通识教育。到了本科，就一定是专才。西方的科学就分得很细，但是东方的思维是全方位发展。

　　袁征：据我看到的文件是：如果你是残疾人，评三好的时候就不必看体育。这分明是荒谬的，走路都要人扶，怎么可以成为三好？这是对残疾人的歧视。另外，是不是三好就比一好要好？我们看看霍金教授、罗斯福，他们显然就没有三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培养出像霍金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才呢？我们知道很多大师都是疯疯癫癫的。中国的学生有可能某一科是非常好的，但是经过一次次的淘汰，到研究生就没有了。教育界有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在国内是不成立的，国内的校园是偏才和怪才的墓地。

　　信力建：校园不能像一个人造珍珠养殖场，培养出来的人都没了棱角。没棱角的就是没用的。

　　袁征：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只上过一次课，是因为我的导师很有名，学校为了拍录像就请了一些研究生来上课。而现在国内的研究生变成本科生一样，大班上课，成了标准化生产。学术发展到现代，百科全书式的人已经没有的了。现在的招生制度已经落伍，不能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需要了。

　　教授腐败？官员腐败？

　　信力建：你给我什么我就教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的是瓜就不可能得出豆来。还是权利和义务都应该交给教授。你第一届教出来的是三头猪，第二届教出来的也是三头猪，那我下次就不好聘你了。如果教授没有话事权的话，大家出题大家选材，大家都没责任，大家也就不作为了。

　　陈志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GRE博士研究生，只要求很低的一个分数线。如果教授一定要这个人的话，可以去跟研究生院要档案。一旦到系里面了，完全看教授个人的判断。就如我们的金融博士，中国每年申请的有300多人，只招两个，大家成绩都很好。我们就看这个学生的阅历和要读这个的原因。教授不满意的可以不要。跟国内不同，我们没有压力，收入和收不收学生没有关系。教授完全看这个学生以后有没有成为学者的可能。

　　信力建：每个行业需要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的方式和内容应该由他们行业去确定，不应由教育部来确定。教育部要用统一的模式，这是不可能的。

　　袁征：也许是对教授不很信任，怕教授谋私吧。要分开不同的教授出题，像我招的博士生，三科考试里，我只能出一科。

　　信力建：担心教授腐败，难道就能保证官员不腐败了？大腐败笑小腐败。这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权力是否应该还给教授呢？教育不是一个加工厂，它是一个人对人，心灵对心灵的过程。只有教授才能决定谁是最有天赋的。这不是单向的选择，一定要是双向的，而且一定是伯乐来相马。要政“教”分离。

　　袁征：首先要有学术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原则。选择什么样的人才，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教学，应该给教授更多的自主权。研究生教育就是培养学术人才，学术人才很可能就是偏才怪才。只有行家教授才可能选择这样的偏才怪才。

　　大学自治应该成为趋势

　　袁征：高等教育的意义就是追求高深理论，大学所讲授的应该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思想，这是社会上其他人士所不懂的。校内的事务应该由教授来处理。这曾经成为法律，蔡元培先生管治北大时，就在1912年出了一个大学令：“大学里各个学科就相当于学院的事务，成立教授会”，“大学里成立评议会，管理大学的事务”，学院的事务由各学院的教授来决定。

　　陈志武：美国没有教育部，教育完全是各个州的事，或者是各个私立大学的事情。大学有百分之百的决定权。这里面有很多制度上的原因：像耶鲁大学在财务方面，资金上是独立的，来源于社会的资助。而在中国，由于教育经费都是由国家教育部来管的，又分重点学科，很多教授在跑关系，要批博士点。但是在美国没有这回事。哪个学校可以设博士，可以设硕士，是自己决定的，最后由社会来评定。随便设一个硕士点或博士点，反而会害了这个学校的名声。教授可以不喜欢这个校长，这个校长也可以不喜欢你，但他想要把你开除掉或者给你小鞋穿，却没那么容易。

　　信力建：哈佛是私立学校，但是它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分开的，也都是学校自治。包括政府资助的学校也是这样的，都是专家治校，政府只是评估了以后，每年给你拨一定的款，但是还是学校自我管理。

　　袁征：这些学校的评价由一个私立学校协会进行，各间学校自愿参加，还要交会费，你可以不参加。学生和家长都会相信这第三方的评价。评了级别以后收费就不一样了。

　　信力建：我们政府扮演三个角色，既是监管方又是评价方还是办学方，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外国采取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