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牛津大学为例

    12世纪中叶，当具备民族-国家之近代色彩的崭新政治形态，在不列颠呱呱坠地之时，一些私人开始以教师的身份悄悄聚集起来，第一次向人们传授有关世俗生活的各种学问和艺术。他们所教受的对象一般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青年。这些教师的教学方式和现在学院制度表现出相当的不同。至少不存在现在人们所习惯的那种拥有固定位置的教师讲坛，事实上这些教师和学生还没有明确的上课地点，双方的选择往往是随机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明确，不存在定期的考试制度。教师本人也决不指望靠教学谋取生计。毋宁说，教师心目中的理想乃是追随亚里士多德的雅?quot;逍遥学派"--边散步，边讨论，进而在即将到来的普遍世俗生活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共同体。拉斐尔于两百年后在梵帝冈教皇宫所留下的那副举世闻名的壁画"雅典学园"，多少也是对这些人的理智和野心的一个美妙表达。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名叫帕齐的青年，因为对传统的宗教教育感到厌倦，遂转而深深迷恋世俗享乐。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一位教师叫住了他，问他在从事什么事情，帕齐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教师对他说："你有这么好的家世，生得如此峻峭，而对拉丁语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帕齐听到这些话，立刻感到这话说得很正确，并且说他愿意努力学习，如果能找到一个老师的话。这为教师立即毛遂自荐说："某，不才。"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们无法考证了。但故事本身的确忠实再现了当时这个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共同体的氛围。很多年后，据说正是这个帕齐，在著名的"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智慧和远见，成为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和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并受人尊重。

    大约一个世纪后，当牛津大学经历变迁、由这些原始的群体而初具面貌的时候，一个父亲把儿子送到大学、而不是修道院去接受教育也差不多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在年青的潘塔格鲁首次赴牛津大学学习时，曾收到父亲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要求他把全副精力奉献给学术生涯。父亲之所以写这封信，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儿子指明自己所希望他去致力的、带有几分英雄主义意味的事业。父亲在信中顺便作了一些贴切的警句格言式的评论，谈到了"健全的学问"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父亲指出，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健全的学问"已经在英格兰出现了。父亲不失惋惜地警告儿子，当他还年轻的时候?quot;时代仍处在黑暗之中，人类处于哥特人所造成的漫漫无期的苦难和灾祸中，哥特人已经摧毁了所有健全的学问。"但是，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到处都充满了光明和启蒙，"到处都有学者、学识极其渊博的教师和包罗宏富的图书馆"。

    这封信一方面刻画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形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即将到来的知识革命中，教师和学生将走在一起，共同书写人类历史中这堪称壮丽的一页。

    至今仍铭刻在牛津大学某学院徽章上的格言"美德即高贵"，乃是对这场早期的、肇端性的生活事件的最佳刻画。也正是通过这则格言，牛津大学认可了其根之所系乃在乎这些早期的私人教师和他们的追随者群体，即现代大学生的前身。有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人们都怀着充分的理由，期望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未来领导人将一代又一代地从这所大学走出来，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套完整的教学制度和确定的院系划分体系逐渐成熟，大学和学院的建筑几乎成了全欧洲的荣耀之一。大学图书馆取代了中世纪的修道院，成了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储存和传播之地。教师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修士，终于成为宇宙、世界和人们具体生活的解释者。通过对学问本身的贡献，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这个共同体，同时、并且最终地掌控了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立法权能。究其根本，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自觉要向大学本身致谢，正是大学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权能的发挥提供了一块当然的至高领地，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足够、悠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很隐蔽的事实在于：要获得这种为任何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正当立法权能，惟一一条可供替代的途径就是人民激进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起的社会整体的变革、甚至革命。1790年，西耶士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废墟上，面对这场由自己亲手策动的大革命，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活过来了。"革命的枪声仍历历乎萦绕耳际，他内心的落寞却已昏昏然昭于人世。

    正是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不妨说：法国人通过大革命所完成的大业，英国人是通过大学来完成的；在巴黎大学失败的地方，牛津大学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作为一所越来越趋于稳固的大学，牛津辉煌的成就并不就意味着其道路的平坦。比如说，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也不能不感到，在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在中国，我们可以说，北京大学本身的历史，自其突然诞生那天起，就凝聚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我们不妨说，若要考察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比较方便的途径就是去考察北京大学百年来的历史。暂且考虑一下新的中华帝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经历。早年在北京大学，他并不享有一个正规的学生追随者的地位，而是以大学图书馆普通管理员的身份接受熏陶（还谈不上正统意义上的"教育"），砥砺眼光、锻铸意志。在他离开这所大学之时，甚至连他自己都预感到，30年后，他要以一个新帝国之国父的身份为北京大学重题校匾。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并不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享有如此的尊荣。事物的本性使然，当牛津逐渐发展成熟，并"沉潜"下来之后，他的眼光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当初那些私人教师们所传授的理论和艺术，在各自的方向上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并最终固定为今天仍在主宰大学的理科和文科两大部门；当贵族子弟挤满了这所大学之时，平民不得不在大街上、工厂中和旷野里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并在其成长为新的有效的政治主体之时，自我诠释自我的使命。此时，一向以缓慢"演进"、尊重传统而著称的英国，已经无可逃避地溶入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浪潮。与这次风云际会的大浪潮相对，牛津的步履太过缓慢，这使得它和剑桥一起，同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顽固派和保守派的两个庞大堡垒。这次启蒙浪潮的中坚人物名叫托马斯·霍布斯，正如他的族名和本名所示，他是个英国人。
因此，霍布斯个人和大学的关系就成了借以透视这一时期英国大学之本性的决定性桥梁。在这座桥梁的开端处，也就是霍布斯第一次准备流亡异国时，他转告幸灾乐祸的牛津教授们说：尔今时之所授，尚不及吾幼儿三岁时之所闻。在这座桥梁结束的地方，也就是霍布斯写作他的宏篇巨制《利维坦》之时，他给了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学以最终的定位--"黑暗王国"的核心载体。霍布斯对当时冥顽不化的官方态度和呆板迟钝的大学教授的头脑深为痛惜，认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启蒙道路上必须拔除的障碍。

    事实上，霍布斯的愤怒只是对长久以来的就已存在的一股有力潜流的明确反映。早在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写作他的名著《乌托邦》之时，就已经预示了随后历时数个世纪之久的、围绕大学而发生的刻薄冲突和剑与火的争斗。在莫尔对大学的集中攻击中，他着重表达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牛津在当时的倾向乃是对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采取一种非常殷勤的态度。它一心要防止贵族的地位被社会变革所动摇，并且主动担任社会医生，帮助贵族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与此相反，莫尔从未给贵族写过什么东西，除非是为了辱骂他们。他坚定地宣称，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有助于人们成功发迹的那一类品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贵族肯定都是些贪得无厌、寡廉鲜耻的无用之辈。而穷人一般都是些"正派淳朴"之人，他们的勤勉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良和顺从的习性却使得他们永远受人欺骗、愚弄，得不到应得报偿。其结果必然是那些"所谓的上流人士"为了自己邪恶的私利而把持国家大权。这些人"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要么是纯粹的寄生虫和无聊的享乐的制造者"。而"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和木匠--如果没有他们，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却是在替他们卑鄙的主子当牛做马"，之后又遭到遗弃，十分悲惨地死去。

    在《乌托邦》的一个几乎是十分著名的段落里，莫尔明确警告说，如果大学仍旧奉守正统，将社会财富等级中较低的阶层排除在其教育蓝图之外，那么大学将得不到新鲜血液的给养，也因此无法感受更大规模的社会使命的刺激，从而在这种贵族圈子永无休止的顽固轮回当中，耗尽肌体的活力，最终因失去其真正的天命和价值而走向消亡。不过，莫尔很清楚，大学本身的力量无法实现突破，无法独立地使其自身走出这个烟雾弥漫的深渊。在此后不久的一个判例中，莫尔以英国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写出了下面的判词附录：法律依其本性无法进行自我变革，如同大学依其本性无法自我变革一样。这则判词因其抛弃了古老的"决疑法"推理的清晰，代之以类比象征的模糊寓意，而招惹众人非议。不过，时光推移，人们还是逐渐弄清楚了莫尔的真实意思：变革的力量必须来自外部，而他本人似乎正是这种力量的象征。

    莫尔以他的被枭首结束了他和英国大学的这段分分合合。他所描述的这种冲突，基本上是牛津日后不断受到攻击的潜在的、却是主导性的原因。他的死毋宁更激发了未来更为波澜壮阔的大学教育改革的呼声。

    后来的培根，他在牛津住了三年。离开的时候，如麦考莱所说："他是带着这么一种心理走的。对牛津的学科深为轻蔑；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坚决地认为根本有害；对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虚耗精力于其上的'学问'有一种应有的藐视。"培根的这种蔑视心情，中经霍布斯的转承，一直延伸到19世纪的边沁。以边沁和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在掀起英国法律变革的波浪之后，这股浪潮逐渐扩展成为社会性的普遍动向，一直以与世隔绝的贵族理想为自豪的牛津大学，也看到了这场变革的魅力所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迎接了它的冲击，放弃了正统向往，转而瞻望起新的大好前景，踏上大规模变革路程。

    变革的结果是，大学和国家中最清醒的头脑之间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尽管仍有不时的摩擦和冲撞，但总体上趋于和谐。或许是出于必然，在时隔三百年之后，牛津大学返回了它的古老传统，即，将大学的知识使命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重新溶为一体。如果我们将19世纪中叶作为考察的分界线，就不会对两种绝然不同的现象感到惊奇：此前，大不列颠民族的精神代表、或者说这个民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很少认可大学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一般也只是在大学勉强度过一段短暂的时光后，就匆匆离开；此后，大学开始容纳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他们在这里接受长时间的和系统的教育，走出大学后，他们很快就能够应用在大学之所学，成为社会的真正领导者群体。是社会本身促成了大学自身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反过来获得了重新塑造社会的众多契机和当然力量。

    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离我们最近的时代，象丘吉尔这样的人，他并不具备什么大学的经历。但这更多地反映出的乃是大学和社会本身与生俱来的不和与紧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紧张关系也正是大学的使命之一。一方面，作为成熟建制的大学，我们不可能指望它跟得上民族中最有头脑的天才人物的思考步伐；另一方面，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似乎也不能合理地期望大学和社会溶为一体，最终消失在社会当中，成为贩卖文凭的"社会大学"或者"民间大学"，这就象我们决不能指望大学的课堂成为广场上的民众集会那样，嘈杂、纷乱、没有目标、没有理念。

    包括牛津大学在内，欧洲大学的根实是发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13和14世纪，在意大利，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成为可能，此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开始焕发生气。随着文艺复兴进程的加剧，竞争也活跃起来，各大学都争相罗致有名的教师；在这种情形下，据说波罗尼亚把它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办大学。教师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时仅仅是半年，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经常象演员那样过一种流浪的生活。终身任命也并不是没有，但往往只认可象但丁、比特拉克这样过于杰出的天才。当然，也有义务的不领薪水的教师，缺少了他们，这一时期的大学就缺少了底色。

    虽然作为有学问之士，教师本身的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大体上说，他们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变化无常的，所以，同一个教师能够和很多学校发生联系。很明显，人事的更动从大学本身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从每个新来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东西；教师的个人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具备决定一切的作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要想对当时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做一个准确的描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目光远远离开我们现在的学院制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个人接触、公开的辩论、教师的频繁更换、学生高度紧张的自我思考、以及书籍的稀少和不方便，都给那个时代的大学以一种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色彩。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是象波罗尼亚大学这样成型的大学，还是象比萨大学这样几乎不具备基本上课场所和设施的大学，其对于大学的意识和对使命的认同是清醒、鲜明的，有时候，这种认同甚至达到剧烈的程度，比如在佛罗伦萨遭遇外辱的时刻。在但丁辞世之后，他所掀起的近代国家意识和共和理想仍是历历不爽。象巴特鲁斯这样的大法学家，他本人开始大规模地评注《查士丁尼法典》，为意大利人各城市共和国的自治、自由理想初次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使抱持"教皇至上"信条的教会法学家们哑口无言，最终也使得教会的神权政体要求，在意大利新兴的城市自由理想面前遭遇了实实在在的挫败。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推动了罗马法这个庞大体系在意大利的复兴，并使意大利多少代人以来就潜存的共和理想，第一次能够突破诗歌和文艺的教练场，而在法律领域、或者说在严格的理智领域伸张自己。波罗尼亚大学本身正是由于巴特鲁斯个人的存在，而成为后来几乎所有欧洲大学向往的中心。巴特鲁斯本人对古代罗马法典所作的详细注解、以及这种注解所采用的方法，也为后来的法国人让·博丹的煌煌巨作《六论主权》提供了实质性的素材和道路。当时的欧洲北方诸王国以一种特殊的热情接纳了博丹的思想，《六论主权》当之无愧地为现代国家的世俗生活秩序施行了第一次奠基礼。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自由理想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法律上的支持。

    随便读读任何一本记载牛津大学历史的书籍（最好是英国人自己写的，或者是用英语言写出来的），我们都不难隐约发现，这所大学历来的命运是围绕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进行的：即，一个人怎样才有资格认为自己真正受过良好的教育？答案当然是要来自大学本身，但是，最终听取这个答案、并表示赞成或反对之态度者，则是整个民族。在霍布斯之前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需要维持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一种适用于贵族和绅士；另一种适用于"小人物"或"小民"。例如，尽管乔叟的确是在意大利的比特拉克之后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写作的，这个观点仍然体现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该书序言中描写的远游者，一个是牛津的年轻学者，另一个是他的侍从。前者将其所有时间用于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后者则完全致力于学习兵法和打仗的艺术。

    但是，霍布斯关于所有人的普遍利己主义的思考、及其富有说服力的细致心理分析，从反面将这种古老的"双轨制"彻底瓦解了。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篇小册子的序言中，一位年青的统治者受到了最高的赞赏，因为"在你面前有军事和文化训练两种选择，使你荣耀无比的是，你确定要精通两者?quot;一个人不能再认为自己是统治艺术、学术研究或战争艺术哪一方面的专家。只有当他能够--象奥菲利亚说到哈姆雷特时那样--成功地把大臣的眼睛、学者的舌头、士兵的刀剑和农夫的锄头结合在一起时，他才可以认为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设想离"每个人都有能力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一信念，只有一步之遥了，霍布斯决绝地迈出了这一步，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当这些追随者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庞大群体之时，也就是洛克为英国政治确立起"人民主权"原则之日。此时，昭然铭刻于校徽之上的"美德即高贵"的格言，就有了新的解释。"美德"仍在，但必须和财富、血缘、以及等级身份分隔开来，所有人都可以凭借个人能力确证自己的美德，美德的基础在乎个人的能力和劳动。当亚当·斯密把"劳动价值论"确立为格拉斯哥大学的主流原则时，牛津大学不失时机地跟上了。正是从"美德即高贵"和"劳动价值论"的原则当中，"日不落帝国"获得了它借以统治世界的牢固原点。

    回过头来比较一下20世纪前的美国大学和欧陆大学，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在美国，一般来说，大学决定个人，个人的声誉取决于大学的名气；在欧洲大陆，一般来说，个人决定大学，大学的名气取决于个人的声誉。当艾略特就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时，他的名字也因此更为迅速的传播到全世界；当海德格就任德国佛莱堡大学校长之时，全世界都因他那篇足以撼动寰宇的就职演说，而铭记了佛莱堡的名字。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事实上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一方面，正如诗人徐志摩在那首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再别康桥"里所传达的那样，牛津和剑桥这两所独具传统的大学，数百年来已经培育了自身的精神和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使人感到其气韵绵长，同时也感到不可撼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回顾的那样，牛津大学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实是缘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才人物的推动。在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乃是社会的立法者；而时有闪现的天才人物却是这所大学本身的立法者。或者，我们不妨这么说：正是由于这些罕见的天才立法者的出现，象牛津这样的大学才具备了为民族立法的精神意识和实际能力。

    的确，尽管牛津大学的方式处于新大陆大学和旧大陆大学之间的某个位置上，但这个位置更切近欧洲，而不是美洲，就象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仅隔着一个海峡，和美洲大陆则隔了整整一个大西洋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忘记他的童年、而未来的命运也将由童年的经历来塑造，牛津大学当然不会、也注定了不可能忘记他的童年。如果这所大学真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拥有其自我的生命，那么他当然也明白，生他者，乃是12世纪时的那群居无定所的私人教师和学生追随者群体；养他者，乃是那些时时出现的天才人物。

    柏拉图曾经在他一篇不为人瞩目的对话中，记述了一个"神一般的王国"（a godly city），据说这个王国达到了人类王国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这个王国位于大洋深处的某座岛屿上，名为"大西岛"。当人们问起如何去往大西岛时，柏拉图只说大西岛毁于九千年前的一场洪水，无一人生还，而后以沉默终止了谈话。两千年后，培根以一部题为《新大西岛》的作品续写了这篇对话，新大西岛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某些虚构的乌托邦岛，如莫尔的《乌托邦》。据莫尔确认，后者的发现乃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人们也无从得知该到哪里寻找它。在培根的这部作品中，旅行者之到达新大西岛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然而，一旦他们准确地标定该岛的位置，就不难到达该岛，人们从早到晚都能看到这片土地，正如以色列儿童在晚上知道上帝将带他们出埃及，而在白天他们也将看到上帝的荣耀。培根的本意是使新大西岛成为希望之乡、应许之地，这是很明确的。他称之为"幸福之地"、"神圣乐土"、"天使国土"。然而，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或者《李尔王》中，关于海的最主要形象描绘是暴风雨，与此类似，在《新大西岛》中，旅行者发现通往该岛的征途充满了暴风、骤雨，并布满了暗礁，而且随时都有迷失的危险。《克里斯提阿篇》以宙斯召集众神，决定以洪水惩罚大西岛而突然收笔；《新大西岛》则以船长召集众人，并告诉他们只要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充分的智慧，他们就能征服各种残酷命运，并最终到达该岛而告终。作为读者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培根所着力描绘的新大西岛乃暗寓大不列颠岛。那个向众人发表演说，并鼓舞众人信心的忠诚而智慧的船长，似乎就是培根本人。至于这艘船，我们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说，它就是培根变革理想中的大学。

    几年前，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中，以一种近乎审美的笔触描写了他所感受的津桥氛围："一种不陌生的感觉，一种曾经来过的感觉，是杜工部诗中的锦官？是太白诗中的精灵？抑是王维乐府中的渭城？"是否津桥的烟雨漫过了先生的视线，缠绕了先生的思维，使先生沉溺于这烟雨的迷离和贵族式的静谧之中呢？先生知否，牛津的历史乃是一部表征命运之残酷、无常和盲目的历史；知否隐藏在寂静烟雨背后的斗争、鲜血、罪恶和荣耀；知否那些勇于征服无常命运的伟大天才？知否这些天才在征服命运的过程中，为大学、进而整个为民族所带来的不死荣誉？

    20世纪的大学生仍被说成是在追求荣誉，但这些荣誉并不是远古时代那个名叫帕齐的青年所向往的荣誉，而只是虚荣。以至于亚当·斯密不无遗憾地总结说："所谓教育，就是把学生的虚荣引向其恰当的目标。"在校园，学生们追逐人为设计好了的、但却是虚幻的荣誉奖赏，即使在事实上他们丧失了荣誉感，但他们也尽可能地表现得是在捍卫传统；在课业结束时，学生们按照规定好了的荣誉分配体系来获得特别的荣誉：以合格、优等或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然而，除了这种虚有其表的历史遗存之外，那些天才人物关于大学之命运的思想早已被扫荡一空。教师因其在学识和德性双方面的普遍而彻底的堕落，再也无法吸引学生这个追随者群体，历时数百年而由教师和学生一起塑造的这个坚强共同体，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智慧之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十分才展开它的双翼。世界上尚存的几乎所有古老大学的历史为这句隽语提供了最鲜明的例证，牛津因其历史过于长久，而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正是在20世纪，在古老的大学理想日薄西山之时，开始出现了一些在大学的废墟上择路而行、收拾残片的人。当牛津大学的上一代校长仍然愿意让闪烁不定的乐观主义或自我安慰的微光，照亮那副否则将是十分阴暗的大学生活画面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上一代校长已经一成不变地将大学领地看成是黯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立法者合乎理性的措施必须随时辅之以狮子的残暴和狐狸的狡猾。海德格，在他就任由纳粹委任的不体面的佛莱堡大学校长一职时，几乎是绝望地、歇斯底里地向众人呐喊："一个人，当他就任一所大学的校长之职时，就意味着这个人要从智识和精神这双方面来领导这所大学。"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虚构中的有趣人物，赋予他"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的权能，他将凭借这个权能来审判并谴责当今的各国大学，原因在于，这些大学都未能为其学生建立起最起码的健全而有效的教育。北京大学的罪名可能是无耻的怠惰，巴黎大学的罪名可能是疯狂已极，芝加哥大学会被告知自己已是千夫所指，佛莱堡大学逃不过危险异端的罪名，牛津大学则会受到警告说，它的安宁乃是建立在不合法的思想专制的薄弱基础之上。各个大学都试图为自己辩护，但它们的理由仅仅说明一个令人忧伤的结论，那就是优秀品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些大学不怀好意地试图辩解它们有目共睹的错误，这实际上正是运用欺骗的手段去证明罪恶的目的。芝加哥大学坚持"慈悲和温和这些崇高品质"只会威胁大学的安宁。一些较为谦逊的大学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是，他们坚持命运的邪恶力量、以及他们所处的普遍的逆境甚至无法使人考虑任何的改革。北京大学宣称：他所面临的问题非常之棘手，即使所罗门王再世，也会成为一个笨伯；佛莱堡大学承认他错误百出，危机四伏，但又声明，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拿不出任何补救办法；牛津大学索性痛哭流涕而放弃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幸也不幸，"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只是虚拟的人物，这场审判因此也只是一个有趣的模拟游戏。当整个时代都遭到谴责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从这个时代自身建立起实质性的审判标准。因此，正如当年的莫尔所见，这样一个"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只能从外部获得他的现实性。不同之处在于：时代已经无法让我们写下莫尔当年的判词。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感谢牛津这样的大学。也许它的命运并不处处皆华彩，它的历史也并不事事皆光荣。但它终究能够充分地说：这就是我的历史，我的命运；但这也是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人类一员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培根笔下的那艘航船的命运。今天的牛津徒具空壳，但回顾他的历史，他仍然会得到人们的感谢的。感谢他的人并不限于同国之人，而是全人类大家都有份。牛津值得我们感谢的地方并不是一时的，而是将与时俱增，与年俱永。要感谢这所大学，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数百年来走进或走出过这所大学的那些人，他们或邪恶、或高贵；或天才，或愚蠢。通过这些人，我们大可以了解培根的这艘航船的取材和建造过程，了解它所经历的残酷命运，也许，最终我们也能从中了解它是不是到达了理想中的目的地，抑或佚失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