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的直接介入是迎合和助长应试教育和升学率评价，表面上看似乎顺应民意，实际上却是不利于教育和谐健康发展的。

　　最近几起教育事件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促使我们省思政府的教育职能。

　　河北省东光县办学条件最好的实验小学，按照县文教局的“红头文件”的规定，将今年的招生对象确定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不符合条件者一律拒收。针对当前学校差距日益拉大、择校热高烧不退、择校费不断高涨的现实，很多人在探讨其背后的利益机制，究竟是谁在继续维护这一使大多数人受到伤害的制度，谁在从中受益？东光县的“红头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此鲜明的答案，具有了标本性的意义。

　　虽然大多数重点学校并无这样的明文规定，但这一利益取向却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只要了解一下目前各类“优质学校”中学生的家庭背景，就一目了然。它告诉我们，基础教育入学机会是“权利，还是特权”这样的提问从未过时，仍然是切中要害的。

　　山西省榆社县由于今年高考成绩滑坡，县委常委会通过电视公开向全县人民道歉，并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这与去年“南京沦陷”事件（因升学率排名落后，学校在巨大社会压力下被迫实行周末补课，被称为“素质教育”的沦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固然显示了县委重视教育的决心，也暴露了政府行为的越位和价值的错位。

　　政府超越贯彻落实方针政策、营造环境、提供服务这样宏观管理的层面，直接介入具体的学校管理，已有不当；其所依据的升学率评价，在价值立场上的问题就更大。在当前全社会性强烈的升学竞争、应试压力下，学校本来就没有多少实行“素质教育”的空间，不少家长对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较为宽松的教育不支持、不理解，经常出现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的冲突。如果政府的直接介入是迎合和助长应试教育和升学率评价，表面上看似乎顺应民意，实际上却是不利于教育和谐健康发展的。

　　高考升学率当然十分重要，但对于一个贫困的农业县，最重要的还是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是保障大多数人的教育机会，是减少辍学，稳定和提高教师队伍等等。因而，教育评价、教育管理的重心不应是评“优”而是评“差”，是改善落后和缩小差距。从报道看，县委也意识到升学率滑坡是基础教育整体薄弱所显现的后果，希望以此为契机，改变基础教育面貌。的确，如果基础教育的整体实力增强了，那么升学率的提高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另一个层面上，许多地方由于公办学校“名校办民校”的不公平竞争，造成民办学校的大面积死亡；但在另一些地方，如新华社6月21日报道，张家口地区同样由于政府的倾斜政策，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恶性竞争“已演变成一山不容二虎、你死我活的关系”，“公立学校节节败退，有的已经由公立变为私立”。这种情况显然也是不正常的。

　　在这两种局面背后，都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欠公正的操作。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本来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应当依法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环境。如果政府和公务员将学校作为寻租营利的工具，那么无论是通过“名校办民校”打压民办学校，还是直接参与民办学校挤压公办学校，都是违法犯规的。

　　作者：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