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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是世界几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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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5-07-24
文/王贵成 （2005/07/22）
2001年，季羡林接受了一次访谈———杨澜问：“依您看，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季老先生回答说：“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要更进一步，主要是钱的问题……”(《报刊文摘》2005年4月22日)笔者由此想到了很多。
目前，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师资队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科学研究领导世界潮流并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等。这样的标准也许不易“量化”，但有一点我却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北大无人得奖则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背负的文化传统太重，新中国成立才半个世纪，时间太短，又是发展中国家，财力太薄，加上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一直不死，反华心理长期作怪，意识形态歧视严重，得不了诺贝尔奖是自然之事。但是请注意，埃及、印度两国早有人获奖，他们的文化传统重不重？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时间也不过半个世纪多点，可已经拿了12个诺贝尔奖，而且都出在一个大学———东京大学；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了，就这人家还获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就连国力大不如我们的小国如巴基斯坦、阿根廷都能获得诺贝尔奖！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的评选有时充溢了政治偏见，但三大自然科学奖的评选则比较公开、公平和公正。我不知道，在诺贝尔奖一个没有，而且连科学论文、国家技术发明奖都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多年空缺的时下中国，季老先生说北京大学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论据是什么？
2003年媒体曾报道过北京大学的一项改革措施：教师两次晋升不成就解聘，也就是说凡是不能晋升到教授一职的所有教师都将遭到解聘。与北大的这一举措相比，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这样的：数学界360年没解决的费尔马大定理让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怀尔斯的年轻人解决了，这个年轻人仅32岁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做了正教授后这个人就“消失”了，9年没出文章。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允许他存在，9年以后就出了最杰出的成果，拿了数学上唯一的一个菲尔兹特别奖，这种极高的评价绝对不亚于诺贝尔奖。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纳什，他早年出成果后不久，神经就出了毛病，一病就是30年。难能可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把他留在大学里，并多方予以照顾。30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在家人和学校的关爱下，纳什奇迹般地康复了，结果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换到北大，两次晋升不成还解聘，而怀尔斯9年没出文章，他这教授还能干吗？尤其是纳什，神经病30年，如果留到学校，对学校的声誉肯定不会有好处……不能想象，已经到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人本主义时代，北大还在采用机械主义的管理办法。
自从上世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因了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才成了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可是，北大的这一优良传统并未延续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的北京大学已与昔日的北大有了深深的“代沟”。可惜，时下的北大却不敢正视这段惨淡的历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绍北大历史与现在的画册。可“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1957年到1976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余杰《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见《东西南北》2002年第6期，下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7年日本也出版过《东京大学百年》的画册。可对于学生运动并没有回避，而是“用了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
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谈及中国的高等教育时说：“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在国内被顶礼膜拜的北大、清华，其实在世界大学的排名连前200名都排不进去，复旦大学只能排在300名之后，差距太大了。中国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要走的路还很长。”(《报刊文摘》2003年10月20日)多么让人扫兴的事实啊，北京大学连世界大学的前200名都进不去，季老先生却说北大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老先生德高望重，说出的话却如此矫情，也许正如苏轼诗中所言的那样，老先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当然，清醒者不惟杨福家院士一人。也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专程拜访27岁即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请他对北大说一句祝贺或希望的话，他沉默未语。一旁有人建议：“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他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他又说：“我希望北大的教授，第一不要兼官，第二要有著作，第三要关心学生，第四要学生提高外语水平。”(《报刊文摘》2004年3月19日)依老先生对新旧北大的切身感受，现在的北京大学连解放前的办学水平都达不到，更何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笔者希望北京大学要勇于正视自身的不足，抛弃世俗的浮华，以人为本从学术科研做起，先努力“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再逐渐迎头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倘能如此，我们的后辈子孙无须远涉重洋，不出国门就能进世界一流大学深造了。
附:杂谈北大找不着北，何成其大？
北大似乎已经有点习惯于被引导、被诱惑、被指导。然而北大原本是有方向、有品味、有个性的。
在今日国人眼中，北大依然很有名气：与政府官员谈心，向外国总统提问，耗资庞大的百年校庆，演艺明星在北大进修，金庸和周星驰在北大论道，博士师兄砸死博士师弟，百万富翁成堆的研究生班或其它的什么速成班，各种应招、应景的大规模群众活动中狂舞校旗的北大学生颇为抢眼，傻呵呵地和腰鼓队、秧歌队、小学生军乐队站在一起……。
北大确实在与时俱进。社会上流行什么，北大也流行什么，没有人再去关注北大是否还能原创出点什么进而影响社会。当然，对北大还有如此苛求者，或有如此情结者已经不多了。
从全社会都处于当局“计划”之下的“部门分工”状况来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如又红又专、如三好、如五讲四美三热爱）。一般而言，大学当然首先是一个人才培养场所，大学并不刻意承载过多的社会义务。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大学也应当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谠论、诤言、建言的重要渊薮，是道德和学问并举的风范之地，是民族新知、远见、勇气、良心的重要载体。大学的属性还应当包括批判性、独立性、先导性。
北大曾经因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学的这些本质特征而成就斐然，为人称道。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似乎陷入了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中。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由于“被指导”，由于大学的国有“事业单位”属性，以及在社会转型、价值观断裂和迷失、功利主义泛滥以及其它外力作用下，北大载沉载浮，无所适从，泯然众人。
社会流行明星秀，北大流行明星学生和明星国学大师。然而一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俺们的世纪”却让人大跌眼镜，被媒体捧为北大首席国学大师的这位学者，居然论证出一种“轮流坐庄”的反进化论的历史观、文明观，不由得让人怀疑北大的国学热有热昏之虞。严谨、求实、独立的老北大学风里，掺入了一种重心不稳、虚火上升、哗众取宠、媚上邀宠的不良气息，这样下去，堂堂北大，不就会连最大的看家本钱都输光么？
社会追捧百万富翁，北大追抢百万富翁生源，这本来无可厚非，普天下的大学都喜欢和富翁来往（哈佛、康奈尔等等原本都是富翁的名字），只要不过分、保持大学的独立运作就行。但公务员流行读学位，北大教授就与部、司、处级官员如醴如蜜地来往，你从后门来做我的博士生、硕士生，我当仁不让地笑纳你丰厚的束脩，这样下去，堂堂北大，不就会招来“学店”的骂名么？
北大似乎已经有点习惯于被引导、被诱惑、被指导。然而北大原本是有方向、有品味、有个性的。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道出了他对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新型大学的希望：培养新人才、传播新知识、鼓吹新制度、倡导新文化。大学是传播知识、技能的制度化机构，也是人类文明神圣的殿堂之一，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许多人寄望北大，“苛责”北大，是因为北大曾经因出色地肩负起上述使命而成为中华民族进化史中的重要一环。
北大曾经非常大气，傲岸，但现在在高考考生眼中，只是与“重点中学”同样属性的一所“著名重点大学”而已。北大北大，找不着北，何成其大？
[凯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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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哈佛
文/余杰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向北大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上，致词说：“参议员阿卡卡说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国的哈佛，而我想说，所有没有去过哈佛的美国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国的北大。”这种说法，让骄傲的北大人腾云驾雾一般，继而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总统。
然而，北大真能够与哈佛相提并论吗？北大与哈佛之间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与哈佛有哪些差距？这些问题，是许多只会鼓掌的北大人不会思考的。
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北大无法与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时代北大的学生运动切实推动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外，在其他的时段里，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时候，北大充当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则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她建立于1636年。350年以来，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这里走出。仅仅阅读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单，人们除了能够感受到350年的历史潮流是如何激荡人心，还能感受到哈佛影响校外世界的力度、实际分量和范围。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政府部门、法律界、医学界、企业界和文学界都感受到哈佛对他们具有莫大的魅力。说美国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里，是毫不过分的。而北大则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中国。北大是中国的游离体。
多年以来，哈佛形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也是其他学校一直努力仿效的。这些比较深刻的特性也许可以追溯到创办这所学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则是一批老练的官员，一批缺乏理想的、热衷于权力的官员。创办京师大学堂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纯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态度。
哈佛的另一个影响则没有这样一目了然。这就是哈佛的社会势力，它由现实和想象中的各种派系、关系网和社会名流之间的联系组成。在里根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的哈佛校友温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认自己对哈佛毕业生有一种亲切感。他还补充说，他努力不让自己盲目地偏袒这些人，但上过哈佛“肯定不会对他们有碍”。
哈佛的学位依然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声望，上过几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备各种有价值的资格，结识许多有用的人。这一点每每会使其他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很可能提供与哈佛一样优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叹奈何。
温伯格曾经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学院，然后上法学院。他热爱这所学校，热爱老师的严格治学的态度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他回忆说：“他们简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学时成了读书迷，现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马斯·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一书中所描写的那位醉心于书籍的浪漫主义者在怀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走来走去，想看完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的情形。
温伯格还记得，当年他听到有人说“波士顿茶叶事件”不过是当地商人雇佣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为时，觉得很惊诧。他说：“我进哈佛时基本上是个坚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现依然如此。
哈佛不仅对战争与和平，而且对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对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就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凯恩斯革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华盛顿。它是通过哈佛传到华盛顿的，华盛顿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来自哈佛。”
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写到：“在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怀旧的。”哈佛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直接参与跟政府对抗的政治活动，在一点与美国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要害部门，从而得心应手地实施自己的鸿图，成功地对政府进行改造。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经历则把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来自于建校350年以来校友们的卓越成就，哈佛现在虽然有几家对手和它争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这一殊荣，但它颁发的学位仍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声望。对哈佛的校友来说，服务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同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联系，对教育也有惊人的影响力。
相对与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则显示出激进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于韬光养晦，少年意气暴露无遗。北大人在大学期间就直率地表现出自己对政治强烈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对它充满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正规的政治、法律的训练，逐步具备了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和策略，为今后的政治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北大人则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急于对国家产生影响，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许多北大人在没有经受过起码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训练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现实政治运作中，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呢？
哈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要害部门，并且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发挥着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如同一粒粒的水融进沙漠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形成一股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合力，他们在泥泞一样的社会里各自为战，最后往往被社会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永远是社会的批评者，而无法在建设上做文章。他们被批评为“只说不会做”，这个弱点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间有强烈的亲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个一个的“精英”，每个“精英”都不认同另一个“精英”。校友之间形不成真正的关系网络。北大人进入社会后，校友的观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他们也很少互相帮助。北大的校友会比较松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会，要召开一次会议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还是“合作”的意识。
哈佛学生的策略是：在校时吸取知识、抓紧时间进行能力的训练，而毕业后则迅速进入重要部门，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大学生则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赋的才华，在学校时锋芒毕露，进入社会后逐步平庸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要么全面拥抱社会，随波逐流；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对社会作出正面的影响。他们缺乏在批判与认同的张力中生存并创造的能力。许多才华卓绝的北大人，后来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命运。
哈佛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哈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北大。这正是北大与哈佛相比难以企及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谈到哈佛产生的复杂的影响时说：“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习惯心态，一部分是实际情况。”实际影响很明显，就是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罗索夫斯基认为，关于哈佛的神话被人们夸大了，但是确实有一种哈佛习惯心态，影响着哈佛的教师和学生，令他们恪守传统，认真学习和工作，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希望。
罗氏认为，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从图书馆到物理学到医学，样样都想办得出类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学大多倾向于专业化，有些则根本不屑于在某些领域竞争。他说：“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国大学中仅有的两所立志要把各门学科都办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经济学、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系各语种、化学、生物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实力雄厚，具有世界影响力；历史、物理和哲学系，虽说名声极大，但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天文学、地质学、英语、社会学和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北大三角地是一个敏感地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在一篇感想《三角地的布告栏》中这样写到：
“三角地是北大校园里一个著名的地点。这里有长形的布告栏——它既是一般贴校内活动通知和启事的学生媒体，也是北大学生搞学生运动时，张贴运动口号或发泄情绪的大字报的宣传站。”
“今天，三角地的布告栏非同往日，没有出售自行车启事或五颜六色的学生会通告，以及托福考试资料。一张覆盖了整个布告栏的布条垂挂下来：‘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北大师生永远怀念您!’”
这位留学生意识到此时的三角地具有历史意义，便拿出相机，想把整个布告栏拍摄下来。“谁知连镜头还没有瞄准，就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卫，走上前来阻止我。一个较为肥胖高大的，以盘问嫌疑犯的语气，向我索要证件，还连珠炮似地向我发射摸清底细的问题：‘哪儿来的？’、‘住哪儿的？’、‘来这儿干什么的？’、‘哪个系的？’问得我结结巴巴，不能言语。另一个保安手里拿出纸笔来，要开始动笔记录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脑子空白。难道他们要把我监禁，送去劳改营？可是他们的语气又像在暗示，只要证明我是外国人，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就不会找我的麻烦。可是我的学生证刚好没有带在身上。”
“我对那位保安说：‘我把相机放在您这儿，我回宿舍拿学生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那个肥胖的保安答应了。”
“骑着自行车飞奔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心蹦跳得快要弹出来了。黑名单？劳改？终身监禁？我又猛然发觉，我刚才在三角地所做的，只不过是拿出相机来拍照啊，为什么自己会吓成这样呢？我的顾虑也许是杞人忧天。”
取来学生证，保安又是一番教导。“保安仔细看了半天，把证件和相机归还给我，说：‘没事了。不过你不知道，这里不让拍照……’‘原来这里不让拍照啊，这我不知道。’‘对，就是不让照!我跟你说，在这里照相可是有规定的。’‘是吗？我刚刚到北大，还不知道。我以为挺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是有纪念意义。但我们得到命令，就是不让照。’”
这位留学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可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三角地，简直成了一个保密地点。在哈佛大学里，绝对没有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秘密机构。大学是读书的地方，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然而，在北大里面，连这个概念都很模糊。最热爱自由的人们，却生活在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地方。这位留学生在北大里面切身感受到了卡夫卡小说里所描绘的荒谬的世界。这所太靠近政治的大学，最终被政治所扭曲变形。北大没有能够为中国增添足够的新的思想和文明，反而被外界圈起来，如同笼中之鸟。
哈佛的崛起是在1869－1905年埃利奥特任校长的时代。埃氏赋予了哈佛以灵魂。他任命斯托夫·哥伦布·兰德尔任小小的、死气沉沉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改变了美国的法学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教授们不再致力于阐释法学理论，而开始研究案例，现代大学生和律师就是通过研究案例来“发现”法律的。
埃氏创办了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和医学院。而哈佛的文理研究院仿效德国的学术研究标准，成为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家园。最有名望的哲学家如：皮尔斯、威廉·詹姆斯、乔赛亚·罗伊斯、乔治·赫伯特·帕尔默、乔治·桑塔亚那等在这里风流云集。长期以来，哈佛培养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其中有爱默生、梭罗、亨利·亚当斯、华莱士·史蒂文森、埃德温·阿灵顿·鲁宾逊、格特鲁德·斯坦、罗伯特·弗罗斯特、尤金·奥尼尔……等杰出人物。哈佛为什么能够产生群星灿烂的杰出人物呢？这与哈佛所崇尚的“通才教育”有关。
埃利奥特校长采取了一个划时代的措施：废除为大学本科生规定课程的老章法，采取了选课制。哈佛250周年校庆时，校方开始允许学生不上课，有人听说以后立即扬帆出海去百慕大群岛旅行。被废除的还有早先强制参加的礼拜仪式以及必修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规定。埃氏把哈佛和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制度推上了自由发展的时代，这种变化仍然在继续。
与之相配套，为了造就一批更有能力、更具文化修养的毕业生，以应付日益复杂、日趋专门化、令人困惑而又难以对付的现代世界，20世纪的哈佛制定过一个又一个培养大学本科生的计划。用哈佛校长们的话来说，制定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通才”。“通才”这个概念是教育家洛厄尔提出来的。科南特进一步指出，要为学生提供“全面教育”；帕西和博克则分别强调“文科教育”和“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四个领域。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的“人”——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哈佛还强调学科的广谱性，它拥有2个本科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正如哈佛校长博克所说：“大学的学术结构模式是在一种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是大学理想的现实表达，是在这种特定的源流环境中，人们对大学目标、功能、使命赖以实现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解、实践的结果。”
而北大在“全面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北大没有“核心课程”，而且越来越轻视“文科教育”。北大理科的学生中，许多人对人文方面的知识毫无了解。据一份抽样调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理科学生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本、没有读过《史记》等任何一本中国历史书，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说不出拉斐尔的一幅代表作的名字来……这样的人才，难道不是有缺陷的人才吗？北大学科之间的交流很少，“通才教育”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的梦呓。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
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做翻译。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说：“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于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自己的传统吗？”
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学”。它的校园有2306亩，学生近2万人，专职教师3500人，每年经费达10亿美元以上。哈佛的图书馆是世界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1100万册，仅图书馆的开支，每年就达2亿美元以上。它有一套严格的教授聘任制度，而选拔校长更是如同选择总统一样严格，既照章办事，又富于竞争性。大学校长与总统是同一个词汇：President。
而北大的经费与哈佛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一粟。由于北大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地位，使北大的校长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维持会会长”。只要在任期间不出事，就算万事大吉了。而对于学校的建设、发展、革新和提升，就没有精力来考虑了。所以，北大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在学术方面鲜有建树。即使在学生宿舍、食堂、浴室等看得件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也没有什么让学生感到受益的动作。
哈佛是一所真正宽容的大学。它容忍着最尖刻的批评，并且对这些批评给予鼓励。谁批评了哈佛，谁就会被哈佛请进学校、请上讲台。管理学家史坦勒博士就是因为激烈地批评哈佛企业管理教育的弊端而被哈佛聘任为教授的。而北大的气度则小得多。199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对北大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正常的批评，没有想到却引起北大的激烈反应。只有衰弱的病人才会讳疾忌医。北大通过种种手段向《中国青年》杂志施加压力，北大由民主、自由的捍卫者蜕变为压抑不同声音的力量。以前是别的力量不让北大说话，现在居然是北大不让别人说话。写作此文的北大青年教师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击，有人甚至扬言，要将作者驱逐出北大。蔡元培先生听到这样的说法，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当年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论战中，林纾就曾经企图不让北大人说话，企图通过军阀的力量对北大进行镇压，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点颜色看看。林纾的这一险恶用心被蔡元培校长一眼洞穿，蔡校长为捍卫北大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拿起笔来奋战，给予其以迎头痛击。蔡元培先生会想到他所创办的大学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吗？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迫发表启事：“由于编辑把关不严，造成文章的内容和结论有失偏颇，给北大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谨向北京大学领导、向无辜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向本刊的广大读者致歉。……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们工作失误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实，北大广大师生的利益并没有受到这篇文章的伤害，受伤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师生看了这篇文章，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为大家说话。北大由被压制者向压制者转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绝批评的学校，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学校，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当他走进会议厅时，北大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十分钟之久。北大学生向来桀傲不逊，很少这样热情地对待客人。北大学生之所以这样热情地对待陆登庭，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陆登庭”——一个学识渊博的美国学者，而是因为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是在向一种教育、一种文化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陆登庭在表达作了题为《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他回顾了哈佛的历史，并指出大学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哈佛所面临的，更是北大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大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他认为，大学要重视对“人文”学问的传授。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更高层次，应该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别是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参透，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开始懂得鉴赏艺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逐渐了解科学，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正是这样，尽管在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哈佛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除主修像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此外，学生们还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如向周围社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为报刊杂志撰稿，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等。事实上，我们的学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学的自由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训练。
陆登庭批评了片面的“实用”的教育观。他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辈狭隘地理解知识的组成，哈佛就不会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的成果来自日积月累，来自研究机构的设置，来自大型图书馆的修建，来自于学术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没有前辈们大胆的创想、尝试、甚至是“闲逸的好奇”，就没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实力。
他进一步论述了20世纪“无用”的知识的用处。20世纪最实用的知识都是在对自然界基础知识的探索中获取的，而不是所谓“有用发明”追求的结果。正如遗传领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一样，当时，没有谁能预料这个发现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同样，追溯激光、卫星、光纤、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发现过程，最初也完全出于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好奇、一种兴趣、一份投入，也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加强基础迎接放在首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与美国以及世界大学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1993年，北大推倒南墙以后，南墙变成了喧闹的商业区。校方尝到了甜头，于是致力于开发北大的商业价值，将办高校当作办公司来看待。赚不到钱的基础学科，被抛弃在一边，因此，像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日渐萎缩。北大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地开办了广告等时髦的专业，这些专业，看起来“赏心悦目”，然而办学质量却让人难以恭维。到了20世纪末，还搞不清楚“大学”的基本内涵，令人莫名惊诧。
陆登庭先生谈到的第二点是：大学如何适应拥有众多的学习领域、充满着众多的社会问题。
随着学习领域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国际化，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将得益于各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与合作。怎样控制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减小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怎样阻止传染病的蔓延？面对近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怎样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学术的禁锢，跨越区域的界限，积聚各方面的实力。幸运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遥远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没有真正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总之，一向信守学术自由的大学应该成为开放性对话、自由自在的研究创造一片“中立的空间”。
陆登庭最后论述了如何保证大学联合体的开放性。
大学应该为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大学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如何适应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与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频繁的交往相处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价值。他指出，应当让大学联合起来，自由地交流观点；竭尽全力地去协调冲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励学生和教师之间有益地合作；让图书馆、博物馆极其他学术资源得到更广泛地共享；让彼此在一种互敬的基础上，奋力去追求开放的思维、自由的探索、真诚的交流。
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对于哈佛和北大来说，同样任重道远。
北大不是“中国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国的北大”。我们绝不能因为别人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
伟大的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条更加漫长、更加坎坷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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