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宽阔的草坪边互相拍照。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

    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类似事例决非个案。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当时聪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宁铂一个。“在赣州八中，当时就有许晋、潘辛菱和陈英3人与他不相上下。”当时的班主任余深贵回忆说。在中科大特别组织的考试中，排名第一的是许晋，宁铂只考了第二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 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须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阅，纸张又破又旧，边缘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与宁铂和谢彦波相比而已。在当时一本名为《神童的故事》的畅销书中，就写有“干政切瓜”的故事：当时少年班的招生老师提问干政，对一只西瓜横竖各切多少刀，那么会留下多少块西瓜 ——数字不断上升，12岁的干政却始终对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师惊其为天才。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 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 ——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不过，她相当欣赏宁铂的一点：尽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实际上他却相当绅士。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开展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 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 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 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的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记者就此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说：“那我没有，我没有。”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程陆华的看法与此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