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近年来屡屡遭受国内的质疑。这其中，除了收费高居世界第一之外，备受批评的更有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由于种种原因，现今的中国大学缺少人文精神、部分知识分子身上出现的道德沦丧以及学术氛围不浓、官僚气息严重，甚至互相剽窃抄袭研究成果，部分领导业务不精等等等等问题，则无疑表明高校教育弊端重重。在这种大背景下，所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实际上是颇受整个社会的怀疑的。

　　除此之外，大学内部分科不够科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合社会的需要，大学生走上社会之后发觉自己所学的在社会上毫无优势可言，以至于大学就业率相对低下。而高校之中行政机关管理模式严重，学术氛围淡化，后勤人员庞杂，人浮于事，盲目扩张带来的负面作用巨大，一个研究生导师要代30个学生，如此荒唐的管理和授课方式，如此“大跃进”式的办学思想，又如何能够保证大学推出的“产品”能够保证高合格率？这种种情况，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大力改革，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前不久，数学大师数学大师丘成桐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哈佛毕业生的论文水平比国内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20年。

　　丘成桐先生的话的确道出了眼下中国教育界存在的病根。这种病根的存在不仅威胁到中国大学的办学质量，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科技水平。而前不久出现的北大教授贺卫方“罢招”以及著名画家陈丹青出走国外的事情就彻底暴露了目前高校内部的种种弊端。但是，如果拿丘成桐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的话来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位大师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丘成桐先生坦言国内教育弊端重重，而杨振宁先生则大声为当前的高等教育叫好，孰是孰非，实在耐人寻味。

　　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是不是办得很成功？个人以为，这似乎是不值得争论的事情。单就上述种种存在的现状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办得至少不能说是很成功。目前中国高校的办学模式和学风不仅影响到自己的产品合格率，更威胁到了基础教育的各个方面。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缺乏良知等等毛病的存在已经在威胁中国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学风建设，试问如何能够用“非常成功”来形容当前的高等教育？

　　一个人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其前提必须是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和证据为前提。杨振宁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但是眼下，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发表此等与公众常识相左的言论，要么是自己没有掌握应该有的材料和证据，对国内教育的不了解；要么实在试图借个人影响力为国内针对高等教育弊端与失误的质疑声浪减压。如果真的是后者，那么，这种声明绝非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肺腑之言。

     [人民网]
　

相关评论

杨振宁不妨听听民意

    出席“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的杨振宁，在乌鲁木齐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8月15日新华网消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反驳，网友更是口诛笔伐，甚至人身攻击。在我看来，一个比较理性的立场是：作为一名知名学者，对社会瞩目的事件发表看法，那是他的应有之权，如果因为他的发言“特别”，就剥夺其话语权，这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包容态度；至于人身攻击，更是偏激之人的荒唐举动。

    接下来，心平气和看“大学成功论”是如何得出的。“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杨先生的依据是：去年他在清华为大一学生上过一学期物理课，此前他曾在美国教过大一学生物理，相比之下，中国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努力。“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努力”足以证明中国学生在学习方法与态度上独具特色，但如果就此认为“中国大学很成功”，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杨先生还强调“大学成功论”是“亲身体会让他作出的判断”。“亲身体会”没错，但杨先生因缺乏全面、客观、深入的调查研究，难免以经验主义代替科学判断。即使这样，“大学成功论”只是学者的个人观点，大可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关部门如获至宝，将“大学成功论”当作证明其教育政绩斐然的砝码，以此拒绝正视目前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端，拒绝进行反思与改革。

    中国大学教育成不成功，不该由某位学者盖棺论定，更不该由个别部门说了算，而应该由公正、中立的权威机构———就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于“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一样———本着对大众利益负责的态度，在充分调查民间疾苦与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后，得出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