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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范官方专家学者的市场行为？
----劳务费与贿金的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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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5-08-21
文/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8月15日
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学商关系和政商关系？
中国的知识业和咨询业如何市场化？
据南国早报报道，张维迎、张文魁等学者去年参加《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每人出场费为8万元，会后整理出的发言文章每人约有几万元的稿费，参加这样一个企业组织的研讨会每人可得10多万元的收入。消息传出，不能不令我们这些业内人士也感到震惊。
近些年里，一些大腕学者出场费或讲课费再高也就是四五万元，没想到顾雏军搞得研讨会价码竟然这样高！这说明这个研讨会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研讨会，而是一次利益集团的行贿行动。
由于我国是一个还没有真正市场化的国家，特别是知识部门基本上没有市场化，大批专家学者齐集于政府机关部门和科研教育单位。按理说，这些专家学者既然在政府部门工作，外出搞咨询性的活动，所得收入都应当归所在单位。但是，这么多年来，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参加市场活动，统统是以个人名义，所得收入统统归个人所有，这是不是一种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对全国纳税人的一种不公？
国家花财政的钱养着一批专家学者，你拿着政府的薪水，然后到社会上另辟一个收入的渠道，这是什么表现和行为？这是一种什么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又是什么？分析下来，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特权政治的表现，它的后果只能导致政治腐败和学术腐败。这也是中国社会腐败的一个根源。这样做，既糟蹋了中国政治，又糟蹋了中国学术！这种权钱交易的结果是知识界被收买，政府官员被收买，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被资本控制，最后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俘获。在科龙案上，这是一个政府被俘获的典型。
因此，中国的学商关系需要规范，中国的政商关系需要规范。政府与市场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服务关系？还是权与钱的买卖关系？中国的知识产业目前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基本上被国家垄断。这种状态很容易造成政企不分，但也很容易造成政府威信和政府信用的丧失。就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给科龙搞的调研报告，它到底是政府的观点，还是市场的观点？是行政行为还是商业行为？如果说是政府的观点，那么今天政府是不是需要向社会检讨？
因此，中国知识产业和咨询业市场化的问题已经摆到我们面前。如何多一些从市场角度看问题的调研，如何多一些非官方的客观立场的调查研究？这是我国今后应考虑的重点。
二、中国政府不能漠视国家无形资产的流失！
科龙研讨会出场费带有行贿受贿的性质！
中国社会不能被问题商家和受贿学者所愚弄！
当然，我们还需要仔细探讨个人市场行为与公务活动的界限如何划分？有人会说，即使我是政府部门的学者，但我也不完全归政府所有，我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个问题需要探讨。
从理论上讲，政府官员或国有研究机构的学者都是雇员身份，在所雇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应当拥有自己的自由活动空间。但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的雇员是社会上一种具有特殊身份的雇员，他们的社会活动不是一种简单的体力劳动和一般技术劳动，而是具有精神、思想和政策影响的知识活动。他动用的资源往往不是自身自有的资源，而是所在单位的知识和技术资源。用人单位所看中的往往不是他们自身的什么知识，而是他们背后的无形资产，譬如某大学教授的头衔或某国家研究院的招牌。因此，这种官员学者的市场活动基本上动用的是政府的资产，是公共资产，而不是个人的资产。因此，政府官员学者的市场收入必须大部分上缴给单位。
这就象一个工人外出干私活，如果他所携带的工具和材料都是自己买的，而不是从工厂的车间和仓库里拿的，他可以将干私活所得收入归为己有。但如果他动用的是单位的财物，而将所得归自己所有，那就是一种贪污和侵占了。以这种尺度来看当前我国的官员学者行为，大多数人是在干着损公肥私的勾当，他们利用单位的无形资产在为自己牟取好处。
张维迎、张文奎等拿8万元的收入而不上缴，其问题的实质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吞。对此，我们认为，政府部门不能不进行追究！中国政府要对国家无形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引起重视。
看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的作为，在不知拿了顾雏军多少好处之后，在去年10月科龙20周年大庆的时刻，为顾雏军献上了一份《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调研报告。今天如果再看看这份调研报告，其内容和修辞就真得有些令人羞愧了。这样一种权钱交易搞出的研究报告，必然有失公正，不仅影响到专家学者的个人声誉，更影响到国家政府的声誉。
特别是科龙这个研讨会报酬已经超出劳务费的范畴，严格地说，这一事件带有行贿与受贿的性质，是商家贿赂官员学者、左右社会舆论的表现。中国社会不能被问题商家和受贿学者所愚弄，有关部门必须严肃处理。
三、中国政府要规范体制内官员学者的官德和学德
目前，中国社会的各类丑闻已经够多的了，如果政府研究部门和学界再爆出几个来，就更热闹了。中国搞了20多年的体制改革，为什么偏偏没进行官员自身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对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市场行为的公正性进行规范？说到底，中国这些年来的改革，主要是基层的改革，经济基础的改革，上层建筑依然保留着大量特权，并且利用这种特权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捞取好处。
在这样一种特权与混乱的状态下，一些吃财政饭的政府学者，其身份不伦不类，官不官，民不民。要说他是官，但在私下里骂起政府来比谁都凶。要说他是民，但每到电视节目出镜时，总挂上个某某大学教授或政府部门研究员的身份。一个人身上披着两张皮，人不人，鬼不鬼。
你到底是谁？你要是自认我是民，那就到私立机构去。你要是认为我是官，那就摆正官方的身份，不要糟蹋了你政府的身份，不要给政府丢人。但是，今天的官员学者，很少有把握好这一分寸的。说到底，这是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中国今天缺少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官无官德，学无学德，商无商德，民无民德。剩下的只是寡廉鲜耻。
在一个官本位盲目崇拜的社会，一批体制内官员学者正处在堕落的边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坐享其成吃官饭就可以，没有竞争，只有垄断和特权保护，这种体制怎能不腐蚀中国的精英群体？
四、检验中国学者道德良心的时代
上边我们探讨的是制度的问题，在制度之外，还有中国学者的道德良心和个性修养问题。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制度存在漏洞的同时，中国学人的道德良心也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
嫌贫爱富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尽管历代统治者用儒家伦理教育子民两千多年，但今天这一劣根性并未消除。加上西方商业文化大潮的影响，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嫌贫爱富行为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结果，被冷落的只能是那些最无权无势的工人农民。请看当前中国那些主流学者们有几个站在工人农民的立场上说话的？有几个关心普通老百姓的死活？
我这几年参加过几次有关劳工的会议，没有出场费，没有高级宾馆和高级宴会，只是朴素的打工代表和伤残工人代表，与那些奢华的资本论坛比较下来，这是另一个天地：没有鲜花簇拥，没有媒体追捧，这种会议成不了社会注视的焦点，这种活动正在边缘化，边缘化。
有人甚至还写文章攻击这些群体，说什么“弱势群体”这个词汇是捏造的。如果说中国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过分地对待了有钱阶级，那么近20多年里，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遭到了足够的报复。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知识界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自己的中间立场，特别是不能失去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朱熹老先生在《朱子家训》中所说的一句话：“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做骄态者贱莫甚。”
中国是个儒家文化深厚的国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今天的中国学者，大多喜欢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傍大款。有人曾把梁漱溟比做中国最后的儒家，这种状态实在令人悲哀。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仍然需要义举。假如中国的变革处理不好义利兼顾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失败的改革。
总之，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公平社会和公正社会的基础之上。顾雏军事件发生后，中国不仅进入了一个规范企业家行为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规范知识界行为的时代。如何拒腐蚀、拒贿赂，见义勇为，已经成为一些官员学者的试金石。
人都是要犯错误的，只要认识到和改正就好。这就是我写此文章的目的。供专家学者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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