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办得好”与“有问题”之争

　　这条新闻当天就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并放在显要的位置，由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网站还在这条新闻的后面链接了一条“旧闻”：去年十一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说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他认为，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能进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是这两个国家最好的学生。而两类最优秀的人相比，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对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是要强很多。

　　国内某知名网站就此发起了一项调查，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更认可丘成桐的观点。调查显示，评价大学办得是否成功，应该更加看重以下指标：能否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学生能否适应社会需要、老师是否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技能、学术声誉等，而中国的大学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学费过高、建大楼而不培养大师、扩招导致文凭贬值等等。

　　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熊丙奇教授也一定不会同意杨振宁的看法，他于去年出版专著《大学有问题》，直指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诸多弊端：高考制度造成家长和学生对考试的畸形“崇拜”；许多教授远离讲台，不传道不授业不解惑；许多高校都宣称自己实施着“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而事实上，在学校的“生物链”中，教师处于很低的层次。

　　这部专给中国大学“挑刺”的著作出版后，熊丙奇又先后同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引发“辞职风波”的著名画家陈丹青等多名专家展开对话，探讨“中国大学到底有什么问题”。不少学者都认为，人文精神的普遍缺失是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中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病榻上的钱学森坦诚建言，“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钱学森的“逆耳忠言”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而杨振宁的“中国大学成功论”所引发的争议，激烈程度不亚于他去年的“炮轰《易经》”事件。至少从民意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还远未到高唱赞歌之时。完

[中新网]

相关评论

人文精神是大学一切责任的内核

　　杨振宁先生近日在乌鲁木齐发表谈话，断言中国大学的教育非常成功。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一片反对声。有趣的是，以杨先生的巨大名望，也几乎无一人真正为他辩护，至多只是以他说的是“客气话”替他解嘲。

　　我把这看作民意的一个可靠检测，表明国人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普遍和不可调和的地步。

　　杨先生赞美中国大学教育的理论依据，是他对大学责任的看法。虽然他宣称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但我不认为全世界在如此复杂的价值观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因此宁可视为他的个人看法。他把大学的责任归结为三项，即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和为社会服务。我想稍微做一点儿分析。

　　杨先生说，他先后在美国和中国为大一学生上物理课，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努力，比如三角方程式能够脱口而出。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根据这个“亲身体会”，他断言：“中国对学生的中学时代基础教育是成功的”；又进而断言：“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

　　杨先生显然是在赞美中国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当然有其效用，即知识的灌输量大，知识的短时记忆牢固，可是，据此怎么能证明基础教育的成功呢？应试教育所牺牲掉的那些因素，比如好奇心的保护和培养，享受智性快乐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应是基础教育更重要的方面，都被杨先生忽略掉了。因此，即使把“教育年轻人”这个角度局限于智育，杨先生对智育的理解也有舍本求末之嫌。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来说，其科学研究水平与基础教育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基础教育的缺陷必然会在科学研究中反映出来。智育的目标定位于特定知识还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内在的自由，怀特海所说的在知识面前拥有自由的能力，结果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实赖于对于人的智力品质的尊重，对于超越于功利的纯粹智力活动的热爱。

　　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的差距悬殊，杨先生无法否认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由于他回避从文化传统上寻找根源，便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了。

　　关于大学为社会服务这个责任，杨先生笼统地断言：“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这一点不容置疑。”恰恰这一点遭到了最多的质疑，质疑集中在中国大学教育的不公平性上，尤其是学费猛涨导致的对于贫困阶层的歧视，这种歧视每天都在制造悲剧。

　　我还想从另一角度提出质疑：与社会的尺度相比，教育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大学诚然要为社会输送人才，问题在于输送怎样的人才。杜威有一个著名论点：教育即生长，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这就是说，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应是受教育者天性和能力的健康生长。事实上，倘若坚持这个标准，大学就能为社会输送本质上真正优秀的人才，无异是为社会最好的服务。

　　相反，如果用急功近利的近视眼光看待为社会服务，结果就会像今天这样，把大学办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场。

　　其实，上面所说的道理皆是常识，杨振宁先生长期受西方文明熏陶并做出了巨大成就，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因此，我宁可把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赞美看作一时失言。他的失言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的现状，未必不是好事。我的感觉是，他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人文精神是大学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人文精神的大学是最不负责任的大学，因而不再是真正的大学。

　　作者：周国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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