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广东省委、省政府日前决定从今秋起，在1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开展免费义务教育试点，2006年秋起逐步推广，2008年秋在全省农村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8月29日《人民日报》）。这两者消息颇让人兴奋，意味着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终于拉开了序幕，走上了征程。 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将产生深远影响。从化解“三农”角度，笔者认为，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能有效培育化解“三农”问题的强大的内生力量。这种内生力量的壮大，最终会把“三农”问题送进历史教科书。

　　“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缩写，其实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温铁军语）；亦是从“贫困”文化向小康文化过渡的一个历史性问题。形成“三农”问题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不外无“贫困文化”和“制度制约”两个因素。“贫困文化”观点认为，农村贫困是由于农民自身的技能、道德、身体方面的缺陷等因素所致，贫困者不能责怪他人，而应从自身找问题。有一个故事能形象地说明这种观点，一个学者问一个放牛娃，“你放牛干什么”，“为了挣钱去老婆”，“那娶了老婆做什么”，“生孩子”，“那有了小孩让他干什么”，“放牛”。“制度制约”论者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农民，而在于外部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具体而言，“三农”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在于户籍制度。由此，形成了化解“三农”问题的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注重教育，力度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教育、文化下乡、新闻下乡等形式启蒙农民，摆脱贫困文化，为农民提供尽可能多地致富的技能、方法和途径。第二种思路是在“农外”，他们要求政府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农村投入，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农民工进城，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小城镇、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等，力求为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多地空间。

　　从社会学的角度可能，这两种各异的观点其实来源于“责备受害者”和“责备制度”两种理论。前者认为贫困者应对自己的贫困负责，后者认为社会的贫困是结构力量制造和再制造的结果。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各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启蒙农民固然好，增强农民文化素质，赋予农民更多地生存技能、生存欲望，但是若不赋予他们活动的空间，通过“移情”而来的欲望、技能就要变异，成为社会犯罪、社会不稳定的新源泉；若盲目打掉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而不赋予他们在城市生存的技能，无异于把农民从土地上搬到城镇里，失去土地保障的农民将不得不成为城镇里的新贫民，各种大城市病就蜂拥而来，犯罪、卖淫、乞讨将成为高楼大厦下面的一道去不掉的风景。当前，这两种“景观”在中国已经渐露端倪，威胁着社会的和谐、有序。而制造这两种“景观”的根源亦在于两种观点的互不相补、互不相干的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与上述两个观点紧密相连，更倾向于“贫困文化论”然若没有制度的创新，农村的贫困文化现象难有所改观。然而迟迟不实施的农民义务教育免费，已经使深陷“贫困”文化中的农民没有接受外界信息的基本能力，出现一种致富信息“麻木”的状况，他们不是接受改变他们命运的致富信息，收看各类对农类节目，而是迷恋大众传媒散播的都市文化，满足于现有的生存状态，而不思有所改变，以致致力于启蒙农民的涉农媒介陷入困顿，出现了13亿农民受众，涉农媒介日渐萎缩的悖论现象（也许有人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在这些原因中，他们都不能否定农民文化水平低，识字率低，限制了农村媒体的普及与发展的客观事实）。而都市文化带给农村的却是金钱观念，在“致富”观念的促使下，部分农民通过正规渠道脱贫了，甚至带动了当地群体的普遍脱贫，然仍有大量农民在“致富”的诱惑下，苦于找不到致富的门径，而走向了非法致富的道路，由此，形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犯罪、越轨是其主要表现。在这种“贫困”文化的背景内，即使开放城门，可能一时促进农村发展，却隐蔽的转移了“三农”问题。

　　而即将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变相增加农民收入是次要的意义，保证了农民子女的初等教育的平等权是最深远的、最直接的意义。当没有失学、退学的义务教育的有效普及时，就开始逐渐生成克服“贫困文化”的土壤，赋予了农民子女接受新知识的基本能力；而接受新一代教育的农民子女不仅会在文化上反哺其父母，而且将会真正拥有农民的话语权。知识就是力量，对“三农”问题深有感触、拥有一定知识的他们会比身在城市的专家学者更关心“三农”问题，他们将比城市“三农”专家们提出更符合农村实际的、更可行的“中国农民首创”。

　　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继而为农民进城，建设小城镇，准备了智力资源，也就为深化农村改革，最终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注入了农村改革的新动力。由此，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不仅有助于生成了启蒙农民的基因，还为 “农”外的各种制度改革积蓄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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