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不少重要的教育事件值得纪念，除了废止科举10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80周年，还有一个不应忘记的纪念，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20周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他认为在这方面“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1984年至1985年，中共中央相继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形成了80年代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态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决定》确定的教育改革具体内容，如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制度，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等等。20年后回头看，《决定》对教育形势和问题的认识、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至今并不过时，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并没有解决和需要改革的。但个别举措，主要是基础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地方后层层下放，导致农村义务教育责任以县乡为主，值得总结和反思。

　　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以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那么90年代以来的教育则是“发展大于改革”，以规模、数量的扩大和增长为主要特征。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主要围绕教育经费问题，兴奋点在创收、经营、学校办公司、高收费等方面，即舆论称之为“教育产业化”的思路，学术语言为“单纯财政视角的改革”。

　　这种“产业化”造成对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的伤害，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和品质，降低了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而改革的停滞，致使学校缺乏活力、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等问题不仅依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为严重，出现了行政化、官本位的回潮。高校“官场化”的状态令人担忧。例如，与上世纪80年代淡化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的改革相反，90年代末重新确定了一批“副部级”高校。

　　时至今日，农民已经可以“海选”村委会主任，四川等地乡镇干部已经可以直选；而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仍然缺乏学术民主。这与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参与国际竞争的目标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背后，实际是制度文明的较量和竞争。今天无论是恢复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改善和提升教育品质，进一步解放教育生产力；还是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创造性人才，都有赖于推进教育改革，建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从根本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改革的关键和核心问题。我们需要重温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坚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这将是对《决定》最好的纪念。

　　作者：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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