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美国中学教师的教书育人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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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5-10-23
文/帕特里克·韦尔什
一位高中英语老教师在这里叙述了他在美国一所都市中学任教的欢乐与烦恼。无论有多少成功和问题，学校一向是所在社会的晴雨表。这位老师既教过缺乏学习动力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来自低收入家庭，也教过优异学生──其中相当一部份人是立志成功的外国移民。他说："能够使我年复一年重返学校任教……的原因之一是，生活在年轻人中间所感到的振奋──互相学习，既要接近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也要让他们接近我的思维方式，而且，无论程度可能多么有限，我都尽量让自己对下一代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每况愈下，急需改革，而美国强劲有力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似乎证明这种论点没有根据。"我们当教师的肯定还是教育有方的。"
我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T.C. 威廉斯高中(T.C Williams High
School)的英语教师。我对初次见面的人说这句话时，得到的反应往往是近乎于看不起，或者是无法理解。"你一定很大胆。你怎么能干得了？"
新闻媒体关于校园暴力和学业成绩每况愈下的报导使有些人产生一种感觉，好像美国的中学是个混乱危险之地，只要能在别处找到工作，谁也不会去那里就业。其实，校园生活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复杂多样、令人兴奋、使人恼怒、既有挑战、也有回报。遗憾的是，学校生活的这些真实情况却不为社会大多数人所知。
让我年复一年重返学校任教──今年9月是我在这所学校任教第36年──的原因之一是，生活在年轻人中间所感到的振奋──互相学习，既要接近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也要让他们接近我的思维方式，而且，无论程度可能多么有限，我都尽量让自己对下一代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特殊的兴奋
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87个国家的学生，这给在这所学校教书带来一种特别的兴奋感。多年来，来自世界各地动乱地区的孩子大量涌入亚历山德里亚。我教过乘西贡最后一批飞机逃离越南的孩子，教过在柬埔寨和塞拉利昂当过兵、打过仗的孩子，也教过从萨尔瓦多徒步穿越墨西哥、游泳横渡里奥格兰德河而进入得克萨斯州的孩子。
早在9.11事件发生以前，当很多美国人在地图上还找不到阿富汗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和我本人就已熟知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城市。这些城市是我很多得意学生的出生地。对我来说，一提到阿富汗，脑海中浮现的并不是从晚间电视新闻中所看到那些冲突景像，而是阿塔玛(Jamilah
Atmar)的面容，她靠在华盛顿闹市区摆热狗摊所得的微薄收入，设法把三个孩子，哈里尔(Harir)、佐赫拉(Zohra)和拉扎(Raza)供到从弗吉尼亚州的大学毕业。我常在想，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教给我的有关我们这个地球村的知识，恐怕远远超过了我教给他们的文学知识。
移民家庭的孩子常有的发奋学习精神和求知欲使很多在美国出生的同龄人相形见绌。去年，在我所教的高中毕业年级大学预修班(Advaced
Placement classes)当中，我共授予11名学生优秀成绩奖，其中三人是移民来美的学生：来自塞拉利昂的康特赫(Aminata
Conteh)、来自孟加拉国的阿赫克特(Fajana Ahkter)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吉奥万尼(Essay
Giovanni)。他们的很多同班同学都抱怨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福克纳(Faulkner)的作品"太难"读，而这三个学生照学不误，最后都获得优秀成绩。
我必须承认，我对教大学预修班(学生通过上这种班可提前获得大学学分)比教所谓的普通班更感兴趣，不承认这点会有失坦诚。这种课程不仅能让我有更大的主动权，而且能把文学教得更多更好。普通班的很多学生对阅读毫无兴趣，即使我为了引起他们的兴趣而将报纸体育版带到课堂让他们读，他们还是说阅读没意思。
尚未雕琢的钻石
说来也怪，出勤率最好的班级往往是给我带来最多麻烦的普通班。对普通班的一些学生来说，学校是一个活动场所，是一个"跟朋友在一起"的地方。学校也是有成人一直在他们身边的有规矩的地方，而很多人在家里没有这种环境。尽管这种班级带来很多难处理的问题，但作为教师，让我感到的最大欣慰之一是，我从这些学生中能发现尚未雕琢的钻石。这些孩子表现出难以驾驭的样子，在一副什么都不吝的街头混混的外表后面隐藏着聪明才智。
我想到几年前普通班里的一名女学生。星期一早上，你听她说话的腔调，会觉得她像是在街头斗架的女孩之王。但是，如果我给她一本别的学生要花三个星期读完的书，她在一两天内就会读完，而且完全理解内容，随后还来要更多的书。我曾努力劝她转到我的大学预修班来，但她对我说"预修班中白人太多"。(遗憾的是，上预修班的绝大多数是白人学生，这使有些少数族裔的学生觉得在这种班里不自在。)
她家没有人上过大学，而我一再对她说，她必须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她高中毕业后休学了一年，我最近一次听到她告诉我的消息是，她已在读大专。
教学经历中的一些最令人惊喜的事，会在学生毕业好多年之后突如其来地降临。有时候，它起于教室外的一声敲门。两年前，我应声去开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身穿海军军官制服、颇有尊容的男子。他是霍华德(Wyman
Howard)，我已有18年没见过他，但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非常贪玩、任性、不太守规矩的少年，而如今，他已成为海军特种部队(Navy
SEALS)的一名指挥官。他在完成一项海外使命后，返回亚历山德里亚探望母亲，顺道来母校。另一次，有人敲门，我一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位仪表不俗的高个子黑人女士。她看上去还太年轻，不像是哪个学生的母亲，但我一听到她说话，马上就认出她是摩西(Lettie
Moses)。她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在前往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的途中路过此地。她是在联邦政府资助的低收入家庭住宅区长大的。她的父母决心要让她成功。她说："我是顺路过来问个好。"
我们聊了一会儿，相互通报了过去四年的情况。我想，实际上摩西要告诉我的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成功了。"
我想对她说的是："你简直不知道我看到你是多么欣喜。这是教书的全部意义所在。"
最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在去年。那天时间已经不早，我还在教室里做事。打开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公共电视台的节目"吉姆·莱勒新闻时间"(News Hour
with Jim Lehrer)。听到莱勒说："现在请收看《纽约时报》记者爱德华·王(Edward
Wong)从巴格达发来的报导"时，我连头都没抬。但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15年前的声音，抬头一看，正是91级的爱德华·王──他站在巴格达的暮色中，详尽报导着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反叛武装分子的袭击事件。我想起了当年他十分逼真地模仿我在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寻找学生书面作业的模样，我一直以为他后来上了医学院。此时看到他，我的震惊、惊喜和对他安全的担心一并涌上心头。在圣诞节他回家期间，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他告诉我，是我和另一位老师汉德(Jacqueline
Hand)的课使他爱上了文学。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恭维，但心中十分清楚，像他这样的学生不是靠你教出来的，老师得留出空间，不要妨碍他，不要施加不利的影响。不过现在，当我读到他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报导时，有一件事我是感到很自豪的：我至少能在他17岁时就识别出这个才子。
识别人才
谢天谢地，我还算有眼力，识别出凯瑟琳·布(Kathryn
Boo)的才华。我记得我曾对她在读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短篇小说《伊夫琳》(Eveline)以后写的读后感十分赞叹。当时，她是个17岁的苗条姑娘，一头红发，看上去好像只有12岁，而文章的思想深度却如同出自成倍于她年龄的人，而且文笔优雅清晰，令我惊叹不已。在学年行将结束要颁发写作奖的时候，我内心矛盾重重：她在所有学生中出类拔萃，可是在期末缺课很多。我最终违背了自己重视纪律的本能，把写作奖发给了她。多年后，她因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十分出色的系列文章而荣获[美国新闻界最负盛名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其后不久又获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Award)。此时，我所能想到的是：谢天谢地，幸亏我没在她少女时代蠢到拒绝承认她的优异才华的程度。
从某个角度说，我的工作年复一年，没有变化。每个学年初，班上学生是一群陌生的孩子，而到学年结束他们离校时，我常常不禁要强忍眼泪。但是，实际上我知道，从我教81级的凯瑟琳·布和91级的爱德华·王以来，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老师们要使十几岁的孩子们动心和动脑，哪怕只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力，都是一场越来越艰难的战斗。如今，电子媒体提供的即时信息、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脑游戏、DVD、录影带、有线电视等种种消遣和娱乐，使孩子们越来越难以捧起书本，找到全神贯注的安静时间，或者进入阅读小说和解答数学题所需要的心境中。
我取得过某些出乎意料的压倒电子媒体的胜利。两年前，我鼓足勇气，在时隔20年后，把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重新搬入课堂。我对女生会喜欢这部小说有信心，但认为男生肯定会讨厌它。然而，卡夫雷拉(Luis Cabrerra)的反应却几乎让我整个一学年都感到快乐。卡夫雷拉是一个狂热的体育迷，对本地一些职业球队的内情几乎无所不详，尤其是华盛顿的美式足球红人队。根据我对他的印象，他从来就不像是个会希望加入简·奥斯汀文学俱乐部的那种人。然而，我错了。他告诉我：
"自从达西这个人物出现，我就开始真的被吸引住了。他对待女孩子真是有一套。因为他，我放不下这本书。"
"学校成问题"之迷
学校如同美国社会一样，充满了挑战；但我仍然认为，我所在的学校以及全国各地学校的情况并不像很多政治人物和教育专家要人们相信的那么糟糕。美国学校成问题之说由来已久。超党派智囊团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罗思坦(Richard
Rothstein)指出，今天的种种指责──学生阅读和数学水平低下、历史知识贫乏、参加工作的准备不足、教学大纲没有重点、不重视道德教育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1892年，当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升学率还不到6%时，哈佛大学校监委员会就曾发表报告，抱怨报考哈佛大学的学生中，仅有4%的学生"知道如何写文章、拼写和使用标点符号"。
1983年，里根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以"处境危险的国家"为题发表报告警告说，"日益扩大的平庸趋势"如此遍布我国学校，以致威胁到美国经济的未来。时任教育部长的贝尔(Terrell
Bell) 写道："仅为保持和扩大我们在世界市场仍然具有的微弱竞争优势，就必须致力于教育制度改革。"
常识却让我得出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如果1983年时我国的学校如此糟糕，并且在很多所谓的改革人士看来，今天学校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那么美国怎么会有令全世界羡慕的经济和技术呢？我们当教师的肯定还是教育有方的。看来，越远离学校的日常生活，对学校的看法就越消极，越不现实。例如，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只有约20%的成人给学校的评分是优或良，而给子女所在学校评优或良的家长比例高达72%。熟悉情况则满意程度高。
我所在的学校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教他们学英语，并将其中很多人送往全国的名牌大学。我们设立了一些项目，使有了小孩的女生能继续上学，以便毕业后能找到像样的工作，不依靠社会救济。我们派出了女子赛艇校队前往英格兰参加此项运动在世界上最享盛名的亨利皇家赛舟会(Royal
Henley
Regatta)。在我校学习的孩子们的类型、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多种多样。我们并非一向成功，但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批评公立学校的人没有能够正视今天美国社会的现实，她的社会问题，她的荣光，她可贵的多元化。公立中学除了接受反映在美国青少年身上的现实和他们带来的挑战之外，别无选择。任何人只要花些时间仔细了解一下学校在做些什么工作，孩子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就不能不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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