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语文正处于一种“紧急状态”。我所指的“紧急状态”并不仅仅是像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所透露的那样———“大学语文”教育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而相关课程的教师倍感挫折和失落。我们都知道，每个教师都可能对自己的专业有过度的偏爱，因而可能夸大设立相关课程的必要性。如果中国语文重要，那么历史不重要吗？哲学不重要吗？国际政治不重要吗？甚至，天体物理学不重要吗（否则，我们怎么能理解“神舟6号”）？如果所有这些学科都开出公共必修课，那么学生将不堪负重。所以，我同意课程设置必须有所取舍，甚至有所牺牲。

　　但是，我们可以牺牲中国语文课吗？我认为不能。相反，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中国语文”应该成为（所有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里，我所诉诸的并不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培育人文精神”等等深刻而久远的理由，虽然我部分地支持这些议论，但我们暂且把这些事关千秋大业的理由搁置一边。在这个被某些人形容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我诉诸一个最为“实用”、最为“切近”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大学生的写作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紧急状态”。

　　在回国教书之初，曾听到不少同事抱怨“现在的大学生不会写文章”，我并不以为然。在以后的两年里，我阅读过学生各种文体的写作文本，最多的当然是读书报告和论文。个人的感受是从惊讶、到焦虑、直至麻木。我读到的绝大部分“文本”完全出于同一种模式———那种刻板、八股到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的模式。我无法根据学生的文字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那些文字仿佛都是出自同一个匿名者。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流行的“写作技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障眼法”，它可以“便利地”将那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观点假扮成“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煞有介事，像一篇雄文。这种写作已经成为当下大学生作业的“通用模板”。对于任何严肃对待文字的人来说，这是对写作和诚实的双重背叛，这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所说的“紧急状态”。

　　如果一个教师认真追究下去，打破那种“障眼法”的保护，会发现仍然有一些同学的确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观点，但他们实在无力表达。写作对于大多数学生是如此艰难，近乎恐惧，以至于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去借助那种“模板”来行文措词。如果你“逼迫”同学真实表达自己，那么只有一部分学生勉强可以做到清晰，更少的人能写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章。而兼具文采、意蕴和个性风格的优秀文字是极为罕见的。是的，个别写作天才永远存在，他们在任何课程体制下都会存活，但这样的“个别”并不能抵消总体性的危机。

　　最为鲜活的、反映学生性情的文字出现在网络论坛的“帖子”和手机短信之中，以谐谑反讽的风格而见长。的确，这也是一种写作能力，但这并不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成功，而是周星驰及的胜利，是“大话文体”的凯旋。虽然我也时常由衷地被同学创造的各种“大话”所感染，但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一种文明，仅有“大话”是近乎荒诞的。

　　因此，我不同意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一个观点：因为文学的边缘化是正常的，所以“不必要再让语文教育成为大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确，我们的时代也许可以（无奈地）牺牲文学，但我们不能牺牲“中国语文”。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语文教育”本质上不是培养小说家和诗人，而是经由“文学”把握汉语的阅读和写作。我相信，这是仅仅依靠所谓“应用写作”无法抵达的目标。

　　今天的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选择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在这个大趋势下，还有什么课程是必修的呢？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英语对中国人很重要，甚至可以要求一个学生从小学到研究生都必修英语课，那么“中国语文”反而可以被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选修”地位，甚至被进一步边缘化吗？那么，是谁、根据什么取消大学语文的必修课位置，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一个理由吗？

　　□刘擎（上海学者）

　　昨日（11月2日）《新京报》有人发文，认为“大学语文”面临“紧急状态”，呼吁重视“大学语文”，恢复其必修课地位。这些意见我是赞成的。但该文称温儒敏曾说“不必再让语文教育成为大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肯定是张冠李戴的误传。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倡重视大学语文教育，还主持成立了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对大学语文的现状以及改革的设想，我已经多次发表过意见，这里愿意再谈谈自己的看法。

　　教学体制带来的无奈

　　关于“大学语文”的重要性，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但有些实际问题不好解决。现在不能停留于强调其重要性，还要正视一些困扰“大学语文”教学的实际问题。首先是教学体制上的问题。“大学语文”在大学里面其实很尴尬，位置很低，教员不太愿意教。加上现在教育界风气不太好，很浮躁，所有的大学都在奔科研成果的指标。如果不发表专业文章，你“大学语文”教得再好，也很难晋升职称。所以大家的心就不会放在“大学语文”教学上。

　　有必要加强“大学语文”学习的强制性

　　现在有些学校开设“大学语文”，初衷主要是为那些上了大学而语文基础又较差的学生补课；特别是理科生，在应试教育束缚下，中学阶段可能偏科，读写能力欠缺，就想通过“大学语文”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但这谈何容易？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的，中学搞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过关，现在指望在大学的一年或者半年里（而且课时很少）突击补课，让读写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是不现实的。恐怕不能这样来给“大学语文”定位。

　　我认为“大学语文”主要的还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也就是对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兴趣。特别是把以往可能在应试教育中丧失了的这种兴趣重新激发起来，让学生体味语文之美，人文之美，培养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亲近感、自豪感。学生有了这方面兴趣，在他们以后的一生中，会不断地积累学习，受用无穷。从长远角度来考虑，也就等于提高了素质。

　　现在的大学生比较实际，特别是大量扩招之后，学生面临就业的压力，他们选课不能不考虑就业需要，这是非常实际的。除了专业课和要求必选的英语、政治课，多数学生都可能选一些技能性的应用性的课，如果“大学语文”不属于必选，加上如果又是老面孔，等于是所谓“中四语文”，学生是不会有兴趣来学的。

　　这就是一种矛盾。“大学语文”如果不是必修课，可上可不上，学生多半就不上了。有人提议能不能也像大学英语四、六级那样，对大学生语文能力也来一个考级？语文水平实在太差的，就规定必须要学“大学语文”。这种设想对改变大学生语文水平下降的趋势可能起到作用，不妨试一试。从道理上说，一个大学生如果不具备基本的语文能力，那他的整体能力一定也会受到影响的。从社会选择人才角度来说，其实语文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主张在学校和社会上试行汉语能力等级。也可以先在公务员等一些行业考试中试行。语文考级可能比较麻烦，有些技术性问题可以组织专家去研究。问题是，对于大学生和公民的语文水平普遍下降这个事实，我们还缺少自觉，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对母语的轻视最终会严重降低公民的文化素质。

　　“走出语文，又回到语文”

　　目前大多数“大学语文”教材也有问题：选文偏重于文学名篇，体例就是做些阅读提示，然后就是问题与答案。这和中学语文没有多少区别，难怪学生没有兴趣。

　　我的设想并且已经付诸实施的是，打破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并引导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模式。比如，同学们都听说过《九章算术》或者《孙子兵法》，但可能没有实际接触过。课堂上也不是讨论具体的数学或者兵法问题，而是通过有关选文的阅读，体验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军事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也了解文辞表达之美。这样，学生不仅学了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引起对民族文化包括语文的兴趣。这就是“走出语文，又回到语文”。

　　我也是想提出一个理想，一种可能，一种思路，希望在这方面能做一些工作。话又说回来，重要的还是教学体制的问题。不从体制上解决，“大学语文”存在的尴尬很难有大的改观。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一点点地做。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