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关于“大学语文”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诸多论者谈论的究竟是“大学”还是中学或者小学、是“语文”还是历史等其他学科，并不是特别清晰。这不能归咎于论者“概念混乱”，而是因为大学语文的症候恰恰是教育弊端的切片。

　　比如学生文章中那种“刻板、八股到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的模式”等症候不仅存在于大学语文的身上，更是存在于各级学校、各个学科之中。

　　“大学语文”这一话题之所以会引起关注，说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问题，而是关联到教育体制的方方面面。

　　每次讨论大学教育，都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由大学生的素质追溯到中小学生的素质，由中小学生追溯到中小学教师的素质，由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再追溯到大学生的素质。这个怪圈循环往复，互相指责，却遗忘了养鸡人（大学教师）的责任。李零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学校不是养鸡场》，那指的是理想状态，现实中的学校跟养鸡场并无根本区别。但是，过多地纠缠于一时无法改变的养鸡场（学校制度）问题，反而漏过了可能改变的养鸡人（大学教师）。许纪霖先生曾提出：“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可是，很多大学教师并无改变课堂的能力，或者说他们只能把课堂改变得更为糟糕。只要翻开中国大学的学报，就会发现许多大学教师的文章要比他们的学生还要“刻板、八股到令人窒息”。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在大学时最讨厌的课程之一就是“写作”，至今也不明白写作与意识流、蒙太奇之类的概念有什么关系。专业的大学中文系尚且如此，大学语文课的情形可想而知。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师范类院校与大学生、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等方方面面均有直接关系，讨论教育需要把它们单独提出。教师（近亲繁殖）、学生（生源较差）和地缘（多处于中等城市）劣势，使得中国的各级师范类院校成为教育弊端的重中之重，好的是考研基地，差的是“高四”、“高五”。我曾在一所师范类院校求学十年，对种种“出身论”深恶痛绝，但仔细想想，却不得不承认有些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师范类院校成为养鸡场中的“填鸭特区”，大学语文的模式来自“师范语文”，以制造各种僵硬的教条见长。

　　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并且投身于对语文教育的“治疗”中，给中学语文添加人文关怀的“补药”，给大学语文添加应用能力的“补药”，大概是考虑到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养成的阶段、大学生需要面临未来的工作压力。在我看来，这两个药方恰恰颠倒了顺序，母语的应用能力属于每一个国民都需要的基础教育，它具有教学上的操作性，中学生更需要掌握这个基本功；而人文关怀接近理想主义的精英教育，它在教学上不具程式化的操作性，适合在没有高考压力的大学阶段培育。

　　在教育弊端得到解决之前，我们依然只能小心翼翼地面对大学语文的种种症候。仿佛面对一个重病人，它脆弱的身体使得我们不敢“不补”也不敢“大补”。“药补不如食补”，可是病症之重又等不得食补———这也是这场讨论的尴尬之处，我们不得不开出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

　　□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新京报]

相关评论

大学语文要带给学生一个“好胃口”

　　对大学语文这门课来说，大学语文不断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很少是在一线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因此许多议论是隔靴搔痒。作为一个在大学从事多年大学语文教学的老师，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人对大学语文的定位还不准确。有的理工课教授，甚至是经济学、法学的教授看到自己的硕士博士生论文错字连篇，句子都写不通，就认为大学语文没上好，或者要求增加大学语文的课程。还有的学者，遇到大学生犯罪，比如清华学生刘海洋用硫酸泼狗熊，或是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这样的事件，就觉得是中国大学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主张大学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也就是说，要求大学承担人文教育的功能。还有的教授，希望大学语文能够向学生介绍文化史、科技史、教育史等方面的知识，摆脱“高四”语文的阴影。不一而足。

　　这些定位显然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学语文的课时是有严格限制的。整个大学语文课程也就几十个学时的时间。而且经常是大课，开课时通常几个班一起上，100来个学生。一个学期下来，能有什么效果呢？而且学生肯定不愿上这种变相的高中语文课。

　　我同意北大温儒敏老师的一个看法，就是大学语文“要把学生在中学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重新调试过来”，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最关键之处，也是我在教学中反复实践以后觉得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我既给学生讲金庸、张爱玲这些学生在中学阶段课外阅读的作家作品，而且也讲鲁迅这样在中学被反复讲过的作家。其实再好的作家也经不起中学教育和高考的折磨，所以我力图还原鲁迅，力图呈现鲁迅的问题意识，力图把鲁迅的文学理解与当今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让鲁迅的思想启发学生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我还带学生去参观鲁迅博物馆。也就是说，我想通过这样的调整，重新唤回学生对文学的热情，让他们觉得文学并不是高考一个科目中的一部分，而是我们终身的朋友。

　　我理解的语文教育，主要是文学教育，而所谓的文学教育，不过是对人文理论的感性化，将理论转化为形象，让学生通过接触文学作品，来思考不同的人生问题。对区区几十节大学语文课来说，能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也就很不容易了。这样的课，学生愿意听，老师也能够教，更重要的是有效果。当年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人才，很多著名科学家后来写回忆文章，都提到了一门叫做《大一国文》的课程对自己一生的影响，而这个“大一国文”，就主要是我谈到的这种文学教育。

　　□文联（北京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