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琛	韩启德	罗豪才	李继耐	赵启正	邵华泽	范敬宜	龙永阁

　　□本报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许桐珲
　　
　　部长变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近日双喜临门，一是11月19日乃建院50周年，二则刚卸任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被誉为“中国政府公关总领”的赵启正，受邀出任院长。
　　消息在学生们中间引起了不小波澜：因为新闻学院院长高钢教授上任刚半年。
　　高钢在就任院长前，多年从事外宣工作，曾创办《华声报》并出任总编，2003年调任人大新闻学院教授。这次他主动让贤，请外宣战线的老领导出山，自己改任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赵启正一直是中国政府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军人物。今年8月，65岁的他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岗位退休，改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在新闻办工作期间，他力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制度化，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从无到有，国务院新闻办一跃为中央政府最为开放的政府部门之一。
　　赵启正在下属的眼中，一直是较为“特别”的领导。他思想开放，作风硬朗，一上任就把下级领导办公室用于午间休息的床全部撤掉。他身为部级干部，没官架子，讲话无官气，许多下属“当面叫他赵主任，背后都称呼他‘启正’”。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会双手抱拳曰：本人赵启正。
　　事实上在卸任前，今年7月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他即受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名誉教授。
　　也有老师称，11月19日学院将举办50周年院庆，“届时赵院长将会正式亮相，有一个简单的见面仪式。”而赵启正以何种方式履行院长职务，具体的细节还没商量，要“根据赵院长本人的工作来安排”。
　　这次赵启正出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使得京城三大名校清华、北大和人大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级别上都上升到“部级”，成三足鼎立之势——人大新闻教育历史悠久，国内一流，但在聘请新闻实务部门高级领导出任院领导方面，却一直落在后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2年4月成立，立刻聘请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为学院院长。范敬宜退休前是部级干部，长期从事新闻单位领导工作，在国内新闻界享有盛名。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只比清华大学早了近一年，但一年间院长席位一直空缺。2002年5月，北大终于如愿以偿，邀得同样是部级干部的前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主席邵华泽出任院长席位。
　　不仅如此，北大新闻学院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其委员大多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电总局、教育部、新闻出版署和北京市委等单位的主要领导。
　　官员进高校
　　新闻学院聘请高官任院长并非新闻学院的专利。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退休高官入高校执鞭已成常事，而一些在任官员也纷纷兼任大学教授。
　　沿着时间往前追溯，比赵启正稍早进入高校的是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副部级干部吴建民。2004年7月，他刚刚从法国卸任回国，即出任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院长，同时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2003年12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复旦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2003年2月，前财政部长金立群接受河南大学聘任，成为客座教授并同时出任博士生导师。
　　上述几位官员长期在政府实务部门工作，过去与学校并没有太多渊源，基本上属于到任或退休后进入高校。相对这一群体，一些领导干部原本在大学教书和担任领导职务，转到行政领导岗位后，仍然兼任大学有关领导职务和教授职位。
　　在清华大学，1984年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镕基教授任首任院长。200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他辞去院长职务。而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自2001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首届院长。
　　北京大学许多学院的院长都是高级领导干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于1996年成立，200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受邀兼任院长。2005年3月，其退休后改任名誉院长至今。2001年12月，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任第一任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知名心血管病专家韩启德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至今仍然担任医学部主任职务。
　　相对于官员直接进高校任职，大学聘请官员任兼职教授更为普遍。
　　例如2004年9月，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被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赵启正的继任者、国务院新闻办现任主任蔡武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现在，身居部级干部的他同时兼任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特殊”群体
　　相对于普通教师而言，这些官员无疑是特殊群体。
　　11月7日下午两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北京大学记者节系列活动在这里举行，学生们见到了院长邵华泽。邵华泽任院长以来，主要出现在开学典礼等场合，他没有带课，每学期给学生们做一两次讲座，讲座紧扣时事，又涉新闻专业学识，很受欢迎。“邵华泽公务繁忙，社会活动很多，来学院次数不得不压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看到院长范敬宜的次数稍稍多些。范院长参加学校和院系的重大活动，带研究生之外，还专门给本科生开了“传媒与文化”与“新闻评论”两门课。学院给他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每周除上课外，他还会到学院来两三次。
　　范敬宜还利用自己担任过党报总编辑的优势，扩大新闻学院的影响。清华新闻学院一位学生写的《乡村八记》，正是他推荐给温家宝总理后受到总理批示的。
　　龙永图受聘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后，每年都要到学校呆一小段时间，和副院长商讨学院发展思路，同时给学生们做讲座，学院具体事务仍由常务副院长处理。“我们看重的是龙永图的名人效应与他广泛的人脉资源，有助于学院‘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学院的社会影响力。”学院一位消息人士曾这样对媒体说。
　　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时，因公务之故，只能每年到学校给作上几次形势报告。每次作报告他都认真准备，少则半小时，多则近两小时，内容“货真价实”。有学生回忆，一次他谈到对台工作的几点新方针，“国台办的工作人员听说后很吃惊，赶紧跑到北大来要讲稿”。
　　北大国关学院一位博士认为，“学校老师学院派色彩浓，而钱院长给我们讲外交秘闻，讲具体的交涉过程，讲他的亲身经历和经验体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知识缺陷。”
　　“官员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进大学做教授，是比进人大政协工作更好的平台。而对学校来说，邀请领导干部兼职或者担任学院领导，将他们的资源吸纳到学校，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地位，扩大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
　　新路径？
　　官员进高校，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人们更为熟悉的场景是，官员们卸任后随即转到人大政协任职。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实行省部级正职干部满65岁退休，副职及司局级干部满60岁退休。但在实际操作中，领导干部退休后，常要到人大政协、各类协会和企业担任领导职务，过渡几年后，最终才会“全退”。
　　这个惯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赵启正出任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而范敬宜则从1998年至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们担任院长，事实上都不是全职行为。
　　越来越多的官员退休后进入高校和担任兼职教授，偏离了老一辈领导从一线退往人大政协和协会等的传统路径，有媒体认为，这开创了官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
　　这一现象最早源自何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将此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一些部委和部属高校联合办学，部分官员开始出任兼职教授。
　　“政府行政体系掌握强大的资源，高校与行政体系越走越近，‘各取所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说。
　　在国外，“政府官员进高校”现象早已见怪不怪。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原美国财政部长，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离任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普通教授。
　　国外聘请政府高官出任校领导和教授，对其学术背景要进行严格审查，官员职位并非重要条件，如克林顿落选哈佛大学校长，而比他职位低的萨默斯却得以当选。
　　而在国内除知名高校的一些院系能做到严格审查外，一些地方高校聘请官员做领导或教授，“经党委、行政研究，征得领导本人同意”就行了。例如东北某大学聘请一位地级市副市长担任兼职教授，就是如此进行的，而这位学术造诣高、创新能力强的副市长接受邀请，也被该校党委书记视为对学校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