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吉林大学“博导”选聘改革近日完成，45位“博导”下课，这一举措被形容为一场“深源地震”。依我看，社会对大学改革（包括“博导”选聘改革）的关注，更应该聚焦在这种改革所依据的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和这种改革将可能造成的后效应上面。有些不称职的“博导”该下课，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但若不是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我们就有理由以此事件为契机，对整个“博导”选聘机制提出深层次的思考。

　　在“博导”选聘改革中，“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硬性规定是否会损害到学术创新能力？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评审、立项机制并不完善，虽有学者的参与，但根本上仍是行政配置经费，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学术自治，这背后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系在效率和公平两方面存在弊端。许多经典之作并非“科研经费”资助而成，甚至长期难以出版；而受资助出版的“结项成果”中也不乏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之作。高校教师不得不每天沉埋于文件、表格之间，甚至不得不跑项目、想法落实经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课题指南和评审结果必然成为高校教师终日揣摩、认同甚至迎合的标尺。

　　在“博导”选聘改革中，“近五年来的科研成果、学术水平”的硬性规定是否会损害到学术创新本身？这里所谓“科研成果”必须是发表于“核心期刊”或公开出版的。

　　同样，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刊物等级而非作品水平作为认定标准，必然导致“核心期刊”编辑的权力无限扩张，“核心期刊”中的平庸之作也未必比“非核心期刊”中的更少。如前所述，一些在无“项目”情形下独立完成的著作，因经费困难，无法得以出版。

　　在学术迷宫之中，有一些道路被标上“此路不通”，或被设置路障，而另一些道路却很好走，人们当然选择容易走的路去走了。然而，你如何知道，恰恰那些难走的路，有可能正是通往明天的路？其实，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何尝不是由未来社会赋予的。

　　研究工作要适应未来社会的选择而不仅仅是现实社会的尺度，需要“个人心灵的自由”。为了让我们的“博导”选聘机制不要不小心淘汰掉真正的学人，为了让博士生能够在缺少羁绊的导师指导下自由地学习，我们需要的“博导”选聘机制必须将保护学术自主的原则放在首位。否则打破“博导”终身制就只能将高校教师置身在“被除名之恐惧”之中。事实上，鼓励教师自我设限，这对于学术品质的提升，对于知识创新的实现，都可能是悲剧。

　　□赵雨（吉林大学中文系讲师）

　　吉林大学45名“博导”在新一轮选聘中“下岗”，被一些高校教师形容为一场“深源地震”。其实，博士生导师制度衍生出来的矛盾与冲突，根子在于制度本身。博导本不是一个职位，甚至不是一个头衔，何来终身制之争？

　　目前的科研环境，与博导制度建立初期有较大不同，横向科研合作项目有着相对广泛的生长空间，但是由国家统办科研，统办研究生教育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从目前高校中普遍实行的科研量化体系来看，还是把由国家支持的纵向课题放在科研绩效考核的优先地位，而民间基金或企业资助的横向课题的价值评定，在这个体系内难以得到恰当的、符合科技规律的认识，因而也就无法得到公正的合理的评价。

　　纵向项目有国家级、省部级、校级……之分，似乎高下立判；而即便有相对丰厚的资金支持，横向课题一般也难以超越一个纵向课题给科研人员所带来的荣誉和综合利益。博导的科研能力似乎只是体现在能否经常拿到高级别的纵向项目上了。于是，有限的项目与不断扩招带来的博导群体迅速膨胀的矛盾，导致了必然有一部分博导完成不了科研的硬指标，而面临下岗。这样的结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目的，这不是对科研负责的态度，同样不是对作为科研带头人的博导们负责的态度。

　　针对博导制度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致力于尽快、全面地改变基本由国家统办科研的局面为社会主办、国家监管与服务的局面；改变由国家严把博导科研关的做法为严把博士学位授予质量关的做法；改变拘泥于“量化一切”的反科学态度来管理、评价科研工作的思路为服务科研学术自由、保障科研学术空间的思路，最终消减博士生导师身份较高的社会象征意义。

　　说白一点，不管谁是博导，只要有创意，又有门徒追随，哪怕只有他自认为是在搞科研，就让他“博导”去。但是，他指导的人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却必须由专家委员会的“行内公议”说了算。

　　□李隼（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博士后）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