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ouard Brezin是提着行李箱直接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赶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但他还是迟到了15分钟。为了不耽误给自己的学生上课,他几乎是“连跑带颠”地从巴黎飞到北京。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上,他却“十分震惊地发现”:这里的研究生在第一年是与导师分离的,而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研究员们并不给学生上课。
导师与学生关系是这个委员会首要关注的问题。他们向理论物理所课题组组长们询问的问题包括:给学生上课的时间是多少?办公室与学生的办公室相隔多远?每周与每位学生讨论问题的时间是多少?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来找你们讨论问题吗?除了自己的学生以外,还跟所里其他研究生讨论问题吗?等等。
当得知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不承担授课责任时,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理论物理教授大卫·格罗斯问在场研究人员:“不给学生上课,你们不感到痛苦吗?”他说,“最好的学生需要最好的教授,最好的教授需要最好的学生。教学有益于学生,更有益于你们自己。”
因为师生两人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强作用理论中的渐近自由,2004年,格罗斯和他的第一位研究生弗兰克·维尔切克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说:“当我做老师时,我从学生身上学到了许多。年轻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新思想的源泉,教学让教授永葆青春、充满活力。”
Brezin在担任法国科学院院长后也一直承担教学职责,他说:“尽管最近格罗斯已不再授课,但他曾为学生上了27年的课。”
研究生们的回答加重了委员们的忧虑:
他们第一年在研究生院总部上课,授课老师基本上是专职老师,不做研究;部分教材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的,大部分是中文教材,有的已经用了20多年;老师主要用中文授课,但学生更希望老师用英文授课;他们在第一年的必修课为7门或8门,基本上没时间学习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知识。
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说:“研究生院的老师主要用中文授课,这对留学生来说非常困难。”
对于学生为何在第一年要与导师分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系生物物理中心教授华泰立表示完全无法理解。他说,在美国,研究生是在入学第一年上完基础课后才选择导师的。因此,第一年教授给研究生上课非常重要,因为同一学科的教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风格,通过上课,教授与学生有最直接的接触,这有助于他们体会彼此是否适合。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像是一种‘爱’的关系,彼此间需要默契。如果彼此根本不了解就结合在一起,是会出问题的。”他说。
华泰立说:“教学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教授教学不同于师傅传授手艺。教学是一种付出,付出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而得到最多的是教授自己。这印证了学术界的一句名言:‘如果你要学会一门课程,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教这门课’。”
他还比喻,“教学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就像演奏贝多芬的乐曲一样,每个演奏者演奏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听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最好的效果是作曲家、演奏者和听众间都能产生共鸣,教学过程也是这样。”
事实上,华泰立本人就承担着三种课程的授课任务,一是本科生的入门课,二是研究生的专业课,三是给研究生讲解学科的前沿领域。其中,他认为给研究生讲解学科最前沿领域的发展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在付出努力后,收益最大的也是自己。如果能在第一次上课过程中不断有所归纳、形成思想,在第二次课后就可将内容写成一本书了。
“一本教材20年不变,这是热情消失的原因。”华泰立说。
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戴自海向记者说:“当我们问这里的研究员为什么不承担教学责任时,他们说:‘太忙了,抽5%的时间来教学是浪费时间。’可是,不给学生上课为什么又要拥有教授的头衔呢?教学相长,如果从美国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国家实验室各挑5名教授和研究人员,看看谁的贡献大,谁的研究做得更好?答案应该是大学教授。”
他解释,“一个又做研究又上课的教授与只上课不做研究的教授相比,教学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不做研究只教书,对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既不了解也没有体会,这些知识20年前与20年后没什么区别;但当知识发展后,对知识的基本理解实际上也变了。一门课重复讲了20年,学生怎么会感受到教学热情呢?”
他强烈建议用英文教学,因为英语是今天国际科学界的通用语言。科学有许多专门术语,前沿的领域会不断出现新术语,如果不用英语教授,学生在与国际同行交流时就会有困难。
在教学问题上,本届国家顾问委员会给理论物理所的建议是:鼓励研究人员承担更多的教学职责,特别是高水平、小规模的课堂教学,并将授课内容放在网络上;建议研究人员到相关大学作公众报告,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强烈建议拓宽研究生的知识训练范围,选修相关领域的课程,不仅仅参加自己课题组的活动,而且还要参加相关课题组的活动;鼓励教授更多地用英语授课;学生应该组织并积极参与没有教授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和期刊俱乐部,学生间要多讨论。(本报记者 王丹红)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