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实习生 苏婧 北京报道
■访谈动机
年终岁尾，回首2005年，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新闻不断。取消研究生统考、辞退博导、教授罢招、博士生退学等等，刺激着大众的视神经。而今，2006年的全国统一研究生考试正一步步走来。趁此时机对我国实行20余年的研究生教育做一番思考和展望，希望能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
考研热有喜有忧
新京报：中国的研究生招考制度自恢复以来，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输送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但是随着研究生的扩招，报考的人数越来越多，据报道，2006年全国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人数超过120万，其中北京几所重点大学的考生近7万人。于是，人们开始担心的研究生的质量问题。作为高校教师你们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劳凯声：对于高等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从好事方面说，有这么多的青年学子报到门下求学，是我们做老师的一件幸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人生一乐也。据我所知在一些国家，不少高校教师正为没有生源而发愁；从坏事方面说，研究生教育的过快发展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使高等学校面临巨大的压力，现行的选拔机制也面临更大的考验。
新京报：怎么看待这些年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逐渐扩大？
顾海兵：有统计表明，1995年到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由5.1万人扩大到17万人，增长2.3倍，年均增长22.2%.相比于那段时间GDP每年7到8个百分点的增长，相比于每年仅有一半的初中生进入高中学习，相比于每年初中生中大约有10%以上没有毕业而辍学，相比于小学毕业生中也有5%不能升入初中，我国研究生招生数量的增速是比较快的。那么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以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如何保证其培养质量呢？即使保证了培养质量，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他们是不是会大材小用，或成为向发达国家输送的人才呢？
全国统考有待改革
新京报：怎么评价目前的研究生考试办法？
劳凯声：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制度这些年选拔了不少优秀的学生。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还很迷信考试，尤其是这种闭卷笔试。过去我们批判应试教育主要是针对中小学，但现在看来，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都面临这方面的同样问题。
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需要兼顾的，一是公平，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设计一套使大多数人感觉满意、公平的制度规则；二是效率，要能够最有效的识别选拔优秀人才。目前我们的研究生选拔制度还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比如考试更多体现了考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研究生更应该具备的学术基础和科研能力则很难通过现在的考试体现出来。而推荐则容易产生许多黑箱操作的问题，这就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
顾海兵：我国的研究生考试，5门课程考试中的两到3门由教育部统一命题（两门一般是政治、外语，3门则另加数学），其余3到两门专业课则由研究生培养单位出题，博士生考试则无全国统考，一般由全校统一考外语，其余科目由各个导师出题。硕士生录取时，由教育部规定录取分数标准。
与高考不同的是研究生录取不仅有总分最低标准，而且有单科最低标准。
这样的考录制度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也剥夺了一部分总分相当高而某一门科目分数低于标准的考生的被录取权。它既使学校丧失了招生自主权，又使学校之间产生了不公正竞争。这种全才式录取是不符合研究生专才式培养目标的。同时，由于既有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又有各学校自定的考试科目，而录取分数标准又是统一的，这样各个学校为了避免录取不到学生或扩大可筛选范围，就必然放宽自定科目的考试难度及打分要求，导致不同学校考生的考分含金量不一样。这种既不是统一又不是分散的考录制度，实际上不是综合了统一考录制度与分散考录制度的各自优点，而是综合了这两种制度的缺点。
新京报：全国统一考试的科目目前实施得如何？
周洪宇：我个人认为政治课考试，其内容和结果很难实现其初衷。其目的是引导考生关心时事，让考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十分重要，但是难以通过试卷看出来。可以考虑先将政治课考试的内容进行调整，然后将其调整到面试（复试）中去。
外语课改革可以考虑根据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学科和学位类型，由学校决定划分分数线。这就和我前边说的学位教育有关了。为什么陈丹青事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行考试体制没有充分重视应用型专业之于统一考试的特殊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专业而言，外语考试成绩一是可以供参考而不是必达指标，二是可以由学校或者导师自主决定分数线，三是可以不考英语。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做法。
顾海兵：将政治与外语列入考研科目，以及把外语列入考博科目并不科学。中国人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必修外语，我们还有必要在研究生考试中再考一次外语吗？如果到研究生阶段还需要考外语，则除了说明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外语教育的失败，还能说明什么呢？世界上有什么非专业课需要学16年、19年、甚至20年呢？对非外语专业的考生来说，外语既不是专业课，也不是专业基础课，甚至连基础课都不算，为什么要把外语的位置提得这么高呢？
语言学习重要的是环境与实践，而并非课堂学习。君不见在北京三里屯与桂林山水经营的商贩，其英语口语远高于很多本科生？
甚至国内的英语教授到国外访问时，也并非完全听懂外国人的话，其讲话外国人也并不是完全听懂。在中国这样一个国人众多、外国人相对很少的环境下，能有多少实践的机会？中国人花这么多的时间学习外语难道不是浪费吗？
劳凯声：从可操作性来说，全国一张卷子有利于统一标准，有利于选拔是相互比较。在我国目前过分看重考试成绩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必然的选择。国外虽然也有研究生的考试，但那只是一种资格和参考，并不决定考生是否能够进入研究生行列。还有其他方面的考核指标，可以说国外实行的是对考生各个方面的综合考查最后决定是否录取。
考研时间需要改变
新京报：针对专业课考试，有招生单位会办一些专业辅导班。如何避免出现考试泄题等问题？
周洪宇：考前辅导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首先它有这个市场需求，考生有这个需要，你用行政命令是无法禁止也是禁止不了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防止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乃至腐败的现象。
所以首要的是如何规范这种辅导班，要加大监管；其次是要尽快制定或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第三是要尽早建立和完善试题库制度，使辅导者与出题者讲授的内容与考核的内容分离，防止泄题。这种制度可以有效防止考题泄密或者集体作弊的发生。
新京报：目前国外实行的中介机构命题模式是否值得借鉴？
周洪宇：我觉得不值得借鉴，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介机构还没有这个能力。
新京报：那目前有哪些办法可以尝试？
顾海兵：可以有两种办法：从现实来看，如果仍采用全国统一研考，则必须改变研考时间，先毕业后研考。比如研考时间应推迟半年，改为每年的7月份以后，可以选择8月下旬或9月份。
入学时间相应推迟，可改为次年过完春节后入学。
因为依据有关法规，具有下一级学位的才有资格报考上一级学位，如学士报考硕士生、硕士报考博士生。但目前的情况是：每年1月份或3月份考研时，应届考生实际上并没有本科毕业或硕士毕业，他们仍处于论文写作阶段，因此，他们并不是合格的考生。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考上了研究生却没有取得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这样也有利于学校均衡安排工作。但从长远看，我主张取消全国的统一研考制度，由各个高校决定研究生录取是否采取笔试制度及采用怎样的笔试制度。同时相应取消所谓复试。在这一点上要相信高校，给予高校充分招生权。
周洪宇：我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取消全国统一的考试，但目前不妥。首先这容易为有钱有权者大开方便之门，在诚信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大规模作弊行为，而且对专科或者同等学力报考者的考录也带来不小冲击。谈到具体的考试内容和方式改革，我认为从考试的内容方面来看，应该调整笔试和面试（复试）的比例。现在笔试基本占90％，我认为应该调整为70％左右为宜；而面试（复试）应该以30％左右为宜；然后再去改革笔试中试题的内容和面试（复试）的方式方法。
明确改革的价值趋向
新京报：在研究生培养目标方面，我们存在什么问题？
周洪宇：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的两个阶段，处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尖端，其培养目标无疑是拔尖人才。这和学位类型有关。研究生培养的类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学位类型。学位类型一般分为学术研究型学位和专业应用型学位。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而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模偏小。实践发展证明这样的格局已经很难满足社会需求，因此今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学位制度的完善应该是以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其实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他们也是走过了类似的道路。
我认为现在到了对整个研究生教育改革做整体性反思的时候。要反思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紧迫性，要参照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趋势、规律来重新思考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问题。
既然要做整体性反思，就要确定研究生改革的基本价值趋向，否则很可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个基本价值趋向？
周洪宇：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公开化，主要体现在考生信息、导师信息以及考试信息等方面。如果放低考试门槛而考生信息不公开，很可能有权的人、有钱的人大行其道。硕士生报考和博士生不太一样，导师信息公开化有助于考生理性选择。二是多元化，主要针对目前的一考定终身而言。
我建议在考试录取方式上实现多元化：可以保送，但在社会诚信体系还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目前大部分还是要通过考试。三是弹性化，主要侧重于增加考生的选择机会，而不是一考定终身。具体说来，就是可以增加考试次数，比如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学生在一学年两次考试两次入学，实现研究生入学弹性化。四是法治化。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出题者和学生作弊者要建立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
新京报：能否对今后这方面的改革做一下展望？
周洪宇：我的观点是首先确立改革的价值趋向和基本原则，即公正、简便、高效。其次是明确改革的阶段目标与最终目标；然后根据这一原则和思路分类改革、分步实施。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是不同的，学术型学位和应用型学位也是不同的，所以要分类改革；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改内容，再考虑形式，最好是有关部门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目标，规划好这项改革，比如说三年内要改什么，五年内改什么，尽快请专家论证改革思路，然后听取社会意见，逐步推进改革。
从长远看，未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将日趋公平、简便、高效，在条件成熟时，考生只需向所申报的学校和导师提交大学本科（或硕士生）阶段的学习成绩、研究成果、个人研究计划和专家的推荐信并采取适当的面试，学校和导师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做出是否录取的决定。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生入学考试通常的做法，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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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改革高校培养体制就是要调动研究生和导师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赋予学术团队和导师更大的管理权，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导师申请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形成科研团队，指导研究生进行科技创新，研究生要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从“从书本学”变为“从研究学”。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日前表示，“类似高考的‘一考定终身’的考研体制并不利于研究生培养。”他说，北大近几年在研究生招考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尝试，扩大面试权重，重在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北大要逐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选拔研究生人才的方法。
———《高校“深源地震”从“博导”落聘看高校体制改革》，新华网12月22日
教育部12月19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要进一步减少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初试自命题科目种类，扩大复试权重（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教育部表示，高校在职教师不应参加社会考研辅导班活动，并重申各研究生招生单位一律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考研辅导班。目前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中，政治、外语、数学、MBA联考、法硕联考等属于统考的种类，而一些专业基础课属于招生单位自主命题的范畴。今年6月被媒体报道的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老师泄题事件所泄题目即为自命题范畴。
———《新京报》12月20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