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国平
大量资金投进去，如果产出的只是大校舍、大招牌、大编制，教育质量却降低了，从教育上看就是低效益、大浪费。
今年1月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涉嫌受贿一案。此前，湖北省纪委通报了近三年来包括李金和在内10名高校贪官的典型案例。高校领导干部经济犯罪的问题由此浮出水面，引起广泛关注。
目前被揭露的主要是主管基建和后勤的官员，这方面的经费收支是硬性的，有账可查，问题比较容易暴露。我们不能不想到，高校还有大量软性的经费收支，其中是否也存在着腐败现象。比如说，高校经费中有一大块是科研经费，其分配时暗箱操作严重，“小项目大审，大项目小审，超大项目不审”，助长了权力寻租、“跑部钱进”、行贿受贿等行为，早已引起教育和科研界正直人士的不满。在分配到课题组或个人之后，经费的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管理，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变成了个人的灰色收入。
按照惯例，一个项目拿到手，个人可以从相关经费中“合法地”提成，其余部分也可以用与科研无关的个人消费单据报账。有时候，往往是在年终，为了结清旧项目和拿到新项目，甚至会出现突击花钱的情景。至于项目的结项，基本上是走过场，并不需要拿出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成果。丘成桐院士曾经沉痛地指出：中国这十年来在教育和科研上投了不少钱，投进去以后，却不问成果如何。他举例说：有些人同时在几所大学任职，从不同途径获得大量科研经费，但没有做多少科研工作；某著名教授在国内名校得到的年薪已在一百万元以上，却没有履行工作合同，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国内。
上述情况表明，加强对高校经费收支的管理和监督，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去年，国家审计署把教育经费纳入审计范围，实为有的放矢之举。在审计中，不但要清查贪污腐败等犯罪行为，更要清查经费支出的效益，即是否真正用于教育和科研并取得成绩。《审计法》规定，审计监督的内容为“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李金华审计长最近强调对效益进行审计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效益低下、损失浪费等，这类问题带来的危害有时并不亚于贪污腐败。教育领域并不例外，何处对效益漠不关心，何处就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然，审计只能起检查和监督的作用，根本解决问题还要靠相关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官本位现象的一大弊病是容易导致某些在位者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最不问效益的，却是最喜欢做出慷国家之慨的“大手笔”的。近些年来形象工程在教育界蔓延的趋势不容低估，决不亚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有些地方高校通过大合并打造所谓“航空母舰”，争相把院系提级升格，以好几倍的规模急剧扩大招生，纷纷标榜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所追求的恰恰是形象而不是效益。衡量教育的效益，第一标准是教育质量，亦即所培养出的合格人才和优秀人才的数量。
大量资金投进去，如果产出的只是大校舍、大招牌、大编制，教育质量却降低了，从教育上看就是低效益、大浪费。同样，在科研的管理上，把大量财力投在并无相应社会效益或学术价值的大项目上，用完成项目和发表论著的数量证明领导学术的政绩，其实也是一种形象工程，至于所产出的是真正的成果还是学术垃圾，就非所关心的了。
去年11月，某大学主办了一次论坛。据报道，举办该论坛共花费100万美元，其中十分之一花在一位外国名人身上。当时读到这个报道，我立刻想到的是那些贫困大学生，如果这笔钱用来救助他们，可以使几十人顺利完成学业啊。这些年来，在学界和政界，举办论坛成风，以请到国外名流为荣，一次论坛动辄耗资百万、千万，有的甚至上亿，其中多数效益究竟如何大可质疑，很可能只是一种新形式的形象工程罢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近些年政府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入有大幅度增加，但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仍是偏低的。与此同时，在市场化的名义下，近些年高校收费普遍上涨。高校经费由两块组成，一是国家财政的投入，二是向学生收费。2003年的统计数字是，前者约700亿元，后者约400亿元。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无论是纳税人的钱，还是学生家长缴的钱，都来之不易，本应扎扎实实用于教育，容不得挥霍。
由于学费上涨，加上社会贫富差别扩大，高校贫困生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城市贫民和普通农民家庭的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很难筹到高额学费，许多贫困生不得不在入学前放弃或在入学后中断学业，顽强坚持者也往往被债务所困，为维持生存而苦苦挣扎。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应要求高校经费收支做到透明、合理、有效，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到底，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办学的理由和目的之所在。因此，在经费的收支上，一方面尽量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尽量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和服务，原是当然的道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如果遏制了经费使用中的腐败、浪费和灰色薪酬，把这些钱用在学生身上，高校贫困生的人数会减少一些，日子会好过一些。
作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