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大纲里“除诗歌以外”的限制没有明确列出，而代之以“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的文章”。

     尽管《大纲》对作文提供的信息并不十分明确，但是从表述方式的变化至少可以看出：在今后的高考环节中，对考生发挥设置的限制将会越来越少，而更多的空间会留给未来的年轻人去尽可能发挥他们的优势，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所在。

     教育既是社会培养人才的途径，也是社会选拔人才的摇篮。尤其在今天仍然是人才选拔最关键环节的高考中，怎么设置选拔标准，考核什么，如何考核等，都成为造就一个人才的必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高考不仅仅是一场考试那么简单，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社会对人才的理解方式，是这个社会对文化的理解方式。甚至更多的时候，这场选拔不但可以决定个人的命运，也会影响个人的价值观，更多时候是社会意识和主流文化的特征外化。

     因此高考本身的变化，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带动了我们改革和创新一个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

     当我们选拔人才时，同样也在树立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的标准。社会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更多的成长模式被逐渐认可，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同质化理解正在受到挑战。

     主流文化的准入门槛越宽，社会文化的多元价值就越突出。选拔方式的多样化，正是今天多元文化社会对人才期待值的进步，也是开放社会文化创新和思想解放的重要表现之一。

     社会的发展，必然以人的价值的充分体现作为一个重要指针。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更多的人会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上显示出他们的价值。这也是社会文化繁荣的体现。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只有一种文体，或者是只会写一种文体的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多元的思想或者创造性的智慧。当然有人会说，同样的标准能够更加客观的选拔人才。但是从记叙文、议论文到诗歌、应用文，美文的价值是共通的，而创造美的方式却不应当是单调的。

     因此在制定人才选拔标准时，我们同样也在审视今天的社会文化宽容程度。

　　一个更加宽容和自信的社会，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在高考中减少对未来人才的限制，就是给未来的人才创造了一种宽容、信任甚至是认可的发展环境，以期待更加多样化的果实。

     其实，许多历史上公认的人才并非真正合格的考生。如据杨绛先生的回忆，钱钟书先生在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数学只考了15分，著名诗人臧克家考国立青岛大学的时候情况也大抵如此。那时，传统中国尚且给他们留下了宽阔的空间，更何况今天多元开放的新社会。当然，这样的人才并非人人能当。但是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自由的成长环境，不仅是今天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今后的中国社会开放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