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的《北京青年报》有这样的报道：“如果研究生在读期间论文剽窃或造假，那么导师将被追究责任。昨天下午，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透露。”“规定的具体文本有可能在今年5月份北大将召开的研究生工作会议上确定。许智宏校长介绍说，如果研究生在做实验时数据造假，或剽窃抄袭他人论文，发生学术腐败问题，那么其导师有可能会被处以警告或停招几年等处罚。”文章号称这是“规范研究生学术道德”。有些报纸把北大的这个新举措，称之为“导师连坐制”。
“连坐制”我们现在已经很久不见了。改革开放之前的词典会把“连坐”一词解释为：这是反动阶级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一个人“违法”，他的家属、亲族、邻居等都要受到连带惩罚。最严格的“连坐”就是“灭九族”。在致力于法制建设的今天，在号称中国民主思想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居然要制定新时期的“连坐”制度，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万分的荒唐；而作为人民代表的许智宏，却把这个“连坐制”拿到在我国具有立法职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卖弄，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好一个“连坐制”。如果研究生在读期间论文剽窃或造假，那么他的导师将被追究责任。请问许校长：如果北大的教授学术上剽窃或作假（如2002年发生在北大社会学系的王铭铭抄袭事件），你作为校长要不要“连坐”？北大的教授不都是校长聘任的吗？你是不是也应该负有了解他们政治思想情况，检查他们工作的责任呢？教授学术作假，校长理当承担督导不力和失察的责任。
我想，许校长是绝对不敢同意“连坐”的。因为，他都不敢出来承担北大制定政策的责任。大家都知道，2005年我国高等院校招生爆出的最大的丑闻就是北京大学在北京市今年的小语种高考招生过程中，为男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男生为:文科590分，理科619分；女生为:文科598分，理科636分;文理科女生分数线分别比男生高出8分和17分。丑闻一被披露，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声讨。作为北大的校长，许先生是无论如何也推托不了干系的。然而，北大却只是找了北大外院的副院长出来为他们这种行为狡辩几句，甚至将责任推到教育部。而作为北大的校长，许先生甚至至今都不敢出来对这个问题表述自己的态度。
如果北大要实行“连坐制”，那么最应该实行连坐的，首先就应该是北大校长对北大的的政策承担领导责任。许校长，你想为北大2005年的招生政策承担什么样的“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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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对沈尹默“学历查三代”
3月16日《新京报》的报道：北京大学一位博士毕业生日前到吉林省一高校求职，刚接触时这所高校很有兴趣，但一查原始学历，发现这位博士毕业生在大学本科时读的不是名校，于是将其拒之门外。学历还要查“三代”不禁令人与这位博士毕业生共气闷。
这就让人想起了一代文史大家、书法泰斗、当年北大名教授“三沈”之一的沈尹默先生。
沈先生进入北大，时在1913年，代理校长是何燏时先生。因由之一：何不满于林琴南的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而据说沈也能讲；之二，沈先生有留日背景；其三，沈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门生。其实，这后二者，都是误传：沈先生留日只呆了九个月，并未毕业，就回了国；也并非章太炎先生门生———那是他的弟弟，“三沈”中的另一位：沈兼士先生。但是沈先生的才学，却是有口皆碑，当年的北大学生、著名历史学家陶希圣先生就曾在回忆文章中倍加推许。倘是北大当年，也如此来个“学历查三代”，沈先生恐怕就要“野有遗贤多一人”了。
吉林省社科院社会所所长付诚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高校毕业生供给大于需求，用人单位有条件优中选优。优中选优，选什么呢？
理应是推才学，推能力，而非推学历———。学历只不过证明念了多少年，念到什么程度的书而已，与能力并非一回事。道理并不需多说。
社会上的唯学历是举之风，已非一日，这样的事，倘是等闲单位为之，虽不可取，倒也易被理解；而今居然发生在理应倡导“兼容并包”，推重真才实学的高等学校身上，真不啻于一幕荒诞剧。
至于北大当年破格延揽只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刘半农、钱穆诸先生的佳话，遥想起来，更恍若隔世之音了。
□于立生（江苏自由职业者）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