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名校大学毕业生“沦落”事件不时出现在媒体聚焦中，南大博士乞讨和清华毕业生戚柯患抑郁症当起搬运工等诸如此类的“新闻”，为老百姓提供了街谈巷议的素材。

　　一说到教育问题，像我这样“身临其境”零距离观察研究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教育工作者，既在内心感到羞愧难当，又往往在行为上无可奈何。

　　在我看来，这些不时见诸报端的大学骄子“沦落”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教育危机和社会问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这里所说的“教育危机”，首先是“教育背离了其之所以为教育”。教育根本目的本来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使人从“独生”的自然人成长为在群体中“共生”的社会人，而现实中我们层层应试教育的结果，却使得很多孩子健康生存的技能越来越差，人品性格越来越孤僻怪异、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越来越与社会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实情况是：往往性格古怪、人格孤傲、“忧郁”度高者，其受教育程度一般也很高，对应试教育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很强，这些人在学生时代一般像戚柯们那样，是在家长、老师眼中“听话”、乖巧、“学习成绩”（确切地说是考试成绩）好的孩子，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有很类似的“学历”模式：在家长老师的监督控制下，“很听话”、“很优秀”地从小学考到重点中学、从中学进入名牌大学，上完本科上硕士、读完硕士拿博士，上了二三十年的学，结果一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感到失去了人生“坐标”、无所适从，与这个陌生的社会格格不入，其中大多数能够经过一段痛苦的反思徘徊最后调整过来，而像戚柯们这样的“极端情况”就很难调整过来。

　　我们之所以面临堪忧的危机状况，其中定有诺斯所说的某种“路径依赖”机制使我们不自觉地进入到目前这种教育功能异化的陷阱。一方面，在道理上，对于应试教育的危害性、素质教育的好处，几乎所有的家长、老师和政府官员都是认同的，另一方面，在实际中每个人又往往感到很“无奈”、“没有办法”，因此在行为上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悖论：说他们不负责任了吧，他们为孩子上重点中学、名牌大学奔波操劳，不就是“负责”地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和平台吗？说他们负责任吧，他们这种极具外在功利性导向而忘却内在功能性目标的教育行为，着实无异于在“坑害”孩子。

　　有多少像戚柯那样“可怜”的父母奔走呼号“救救孩子”，岂不知他们正是坑害孩子直接的“罪魁”，人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在很多场合曾经说：有些中国父母的心不仅“可怜”，甚至是“可悲”：他们说是为了孩子，其实从来就没有把孩子当人，只是当做实现他们自己意愿的一种工具或手段，为了功利性外在目标而不惜拿孩子的人生、幸福做赌注。

　　现在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对于教育的一些问题，一切就事论事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们应该静下来想想我们的教育究竟是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李宝元（北京学者）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