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大焕

　　近两三年来，随着高等学校计划招生的分配名额不公开不公平现象被点破，全国重点大学所招本科生中本地生源偏多、“重点大学本地化”现象，开始受到舆论批评，又引起外地考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对此，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日前在《新京报》撰文，认为重点大学多招本地生是由其经费来源决定的，正当合理。

　　葛教授认为，自从“985工程”计划实施以来，除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其他重点大学都是与地方共建的，地方政府提供的经费一般要占一半，有的甚至更高。如复旦大学“985工程”一期和二期的经费都是12亿元，上海市政府提供6亿元。地方政府用自己的钱投入本该由中央政府负担的重点大学，为本地争取一点回报，让本地纳税人增加一点入学机会，是完全正当的。重点大学招收本地生的百分比的确提高了，但与此同时，大学的办学能力增强了，招收外地生的绝对数增加了，资助外地贫困生的资源也更广了。所以在中央政府还无法完全负担重点大学的经费之前，在重点大学还离不开地方的“共建”之前，这种状况是难以改变的。

　　我不反对“共建”的高校招生名额适当向地方倾斜，但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个倾斜应该公开进行，不能私下暗中操作；二是这个倾斜应该有度，地方的投入和“产出”(如重点大学在当地增加的招生名额)应该有一个公平合理的比例。

　　比方说，复旦大学“985工程”一二期经费都是12亿元，其中地方投入一半。姑且不论这部分经费只是原有经费上的追加，就算地方政府对重点大学的投资达到当期经费的一半，是否就应该给地方一半甚至更多的名额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重点大学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下了巨额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比如北京大学2004年固定资产总额达到276，496.09万元，而百年名校的无形资产价值更是在固定资产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即使处在北京西郊的北大燕园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凭借百年名校的无形资产，它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随便任何一个地方东山再起，吸引到全国最好的学生、教师和各种巨额投资。因此，无形资产在这里是不能不计的。姑且打个比方：复旦大学的无形资产是100亿元，当期固定资产是20亿元，而“985工程”不论一期二期都不是一年投入，而基本上是分4年投入，平均每年地方政府投入也就1.5亿元，占该大学总资产的1.25％不到。如果要合理分配，先把这1.25％的招生名额给上海，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剩下的名额，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较公平，上海2005年常住人口达1778万，其中外地户籍人口500万，那么上海户籍人口应是1300万不到，除以13亿，它应该分得的名额应是1％加上上述1.25％，合计2.25％。北京的各重点大学在北京本地的招生名额分配也应该依此类推。

　　然而，复旦大学2004年在上海的招生名额占招生总人数的44％！这样的“倾斜”也是合理的吗？如果是一家公司，有可能只按当期投入比例不考虑前期投入给新股东分红的吗？我想世界上找不出一家这样的公司。而这却是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全国重点大学的普遍做法，而且不断有人理直气地为之辩护！

　　葛剑雄教授说：“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地方政府不参与共建，则完全可以拿这笔钱去资助地方大学，或者新建大学，扩大本地的招生名额。还可以用优厚的待遇招聘教师，促进重点大学的‘人才流动’。当然，地方大学或新办大学的实力毕竟非重点大学可比，但培养考不上重点大学的一般本科生还是绰绰有余的。重赏之下，挖走一批学术骨干和科研项目，也并非难事。无论如何，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绝不可能是实行‘共建’后的双赢。”

　　地方政府的共建资金是否足以支撑起重点高校在当地多录取那些学生的相应大学规模，大家可以自己去算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地方政府不参与共建，拿这笔钱去资助地方大学或者新建大学，也可以用“优厚”的待遇吸引师资，但是由于其只用于扩大本地招生名额，生源受限，其新建或资助的地方大学，是断不可能成为全国一流大学的。同样是那批学生，进全国重点大学和进当地地方大学，其在全国的“竞争力”绝对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