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开大学对28名入学9年以上仍未能提交博士论文的博士生，颁发结业证书，这意味着这些博士生丧失了毕业答辩的资格。

　　南开大学的做法，不是国内首创。在国内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中，都有超过一定年限而自动丧失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的相关规定。这些学校大多要求在6年内完成答辩，有的院校稍长，达到了8年。

　　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产物，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发展初期，体现在更为严格的入学资格考试和相对宽松的毕业要求，即所谓“严进宽出”；博士生或博士候选人与博士的身份相对模糊，除了违纪而失去学籍，博士生一般总能获得学位。

　　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扩招，入学标准明显降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很多培养单位对学位论文的质量越来越重视。从取得答辩资格，到顺利通过最终的论文答辩，博士生需要使出浑身解数。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延期毕业。在一些重点综合性高校中，未能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按期毕业的人数甚至占到一半。针对这个趋势，一些高校延长了基本学习年限，比如北京大学，已经把3年制博士培养改为4年。

　　当然，这样做可能造成的现实困境是，如果任由无限延期答辩，会使得占用教育资源、享受博士生身份的人数不断增长，甚至使一些根本不具备学术研究能力的人长期享受资源。所以，南开大学的做法有其现实原因。但总的看来，此种做法并非最优的选择，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培养制度的灵活性。

　　比如，在美国的教育培养制度中，本科阶段原则上是开放式的，到了博士阶段，博士候选人的遴选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是使有学术研究能力的人，有着更为充分的条件（包括宽容的时限）去读博士，重点在规范的候选人遴选与答辩制度的保障上。

　　至于那些获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博士生，长期不能满足答辩要求，国外的做法要更为宽容一些。比如日本，培养上限长达9年，而9年后，并不是就没有了博士答辩的资格，学位申请人所失去的，是“课程博士”的身份，而可以以“论文博士”的身份申请答辩。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在论文的原创性上要求要高。

　　另外，在博士延期答辩的过程中，延期越长，个人所交纳的培养费用将会逐年增长，所享受的资源条件（如图书馆等）的限制也愈加苛刻，申请人自行承担的经济压力也愈加增大。这种以强化学术要求，提高个人经济代价的调控方法，我们可以借鉴。

　　其实，对于长时间延期答辩的博士生来说，他们已经基本修满了所需要的学分，完成了研修的课程，但又不能满足答辩申请要求，或顺利通过答辩，这里边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排除自身努力的主观因素，学术研究的困难性和复杂性是难以忽视的，所以，纯粹用“一刀切”的年限规定加以限制，未必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也未必能达成保证培养质量的初衷。

　　所以，要解决“延期问题”，增加博士生培养机制的灵活性无疑更值得考虑。比如认真搞好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在教育资源投入不大的情况下尽早分流；同时，确保严格按照科研要求来组织学位论文答辩；并通过收费手段把延期造成的经济压力向延期者自身转移等。

　　总之，永久取消答辩资格，轻易终结一项在论文开题中被确认为有价值的研究，不是最优的选择。集思广益，加强研究，解决超长“延期问题”，其实仍有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