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馒头引发血案的故事，属于无聊之极的电影与网络恶搞，一个馒头引发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则源于椿桦神经过敏式的忧郁症。

　　“山西晋城一位副部长为老母办丧事，30余小学生被派前往抬花圈”（《山西晚报》6月13日）事件的出品人与导演虽然藏在幕后“谦虚”地不愿名扬天下，但如果让他们给事件改编一个电影名，他们肯定会争先恐后地这样改：一个馒头引发的送葬。因为他们试图告诉人们的是，这30个孩子干了没有白干，每人完成任务后都拿到了一个馒头，而这个馒头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当然，这样的主题是电影版的，我们知道，在现实中这些孩子并不需要一个强加的馒头，如果坚持说他们需要，那是因为孩子们走了十来里的路程，需要饱餐一顿，拿一个馒头塞牙缝完全没问题。由此，一个馒头引发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副部长很精明，擅于成本控制；学校一方擅于公关以及就地取材。那么学生一方呢？我想，他们在当前的教育“馒头”下充当着一群可悲的“人质”。

　　古人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今人说：老师要学生捐款，学生不得不捐。不久前发生的“杭州一小学为还工程款要求学生捐款，低于50元拒收”（《现代金报》5月26日）的事件，与晋城小学生义务送葬的新闻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被索取的是钞票，后者被索取的是劳动力。无论是捐款，还是义务干活，其实质早已脱离了“捐”与“义务”的本质，“捐资”、“赞助”以及“义务”等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其内涵与外延率先在教育界得到了扩展。温暖的词汇因而有了冷冰冰的强硬之气。这与绑匪要求交纳赎金的味道如出一辙：要想让孩子安心读书，你就得乖乖“捐款”和干活，否则孩子就会被校方“枪毙”出局。关于人质的概念，人们都清楚无误。如果拿一则事件来进行补充说明，大概可加深这方面的认识：“一中学生上书中南海反映问题遭当地教育部门报复，借读费不降反增6000元”（《济南日报》5月24日），这个事件是否让你想到了某部外国电影？讲的是被绑架的小女孩家人因缴纳赎金前报了警，绑匪察觉后将赎金翻了10倍。

　　“广州2006年幼儿园报名结束，为入公办名园家长勒紧裤带斗‘富’”（《信息时报》6月13日）。这一现象表明，教育界的“人质危机”事实上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自从赞助费被定性为乱收费，它马上换了个名堂卷土重来：“捐资助学费”粉墨登场。冰冷的“捐资”在广州被拍卖式地哄抬到8万元。接受“捐款”者数钞票数到手发软，那些赎到学位与被提前“枪毙”的孩子家长则腰膝酸软。这一切，就是中国教育当前存在的一个事实：孩子前仆后继充当“人质”，家长勒紧裤腰不断缴纳赎金。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不能按市场经济办教育”（中新网6月13），反对教育产业化，反应中国教育负担过重，是这位前副部长的口头禅。在我看来，这位副部长不过是事后英雄罢了。他退位后说多少令人感到过瘾的话，都不能掩盖当前教育界令人心酸的事实。包括张保庆在内的人们如此惧怕教育产业化，显然是担心教育负担不堪重负。但是显然，张保庆们忽视了这样一个概念：将收费的市场化混同于教育的市场化。事实已经证明，我们阻止教育市场化的结果是收费越来越高，稀缺的公办教育资源成了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资本办校基本可算是困境中求生，人们削尖了脑袋也要往公办学校挤，民校即使是降低收费照样是门可罗雀。怪谁呢？当民校的毕业生找工作频频受挫，当众多的民办高校连发毕业证的资格都受限，是民校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教育问题已是积重难返，事实证明，教育界一场接一场的改革都同医疗改革一样，通通宣告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倒是希望中国（至少是在城市）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市场化：没有公办与民办之分，没有区一级、市一级、省一级之类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外来人口可以和本地人口一样随意选择学校，学校的品牌形象完全依靠自身的服务质量而非政府的投入来获取。当学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孩子们才有机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不会总是充当“人质”，才不会出现强制性的“捐款”、“赞助”以及“义务”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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