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剑锋

    许多人还记得，数年前以教师考核、聘任和职务的晋升制度为核心的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成为学术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与争论已经逐渐平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照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甚至较之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已在许多高校实施，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国内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原有的高校教师“大锅饭”式的人事制度被彻底打破，“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被引入学术体制，这在向来宁静的学术象牙塔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影响所及，博导落聘、教授下岗之类的新闻成为社会的热点。

    高校管理体制的一系列变革，对于打破既有大学体制的弊端、促进人才流动、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建立教育人才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高校管理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已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同样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这场改革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即由学校高层推动、领导，自上而下地推行，因此它缺乏对学术自身规律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学术的健康、自主发展。具体来说，这场改革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用简单化的市场竞争法则来取代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可避免地带来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和浮躁心态。目前，绝大多数高校把量化考核———即把教师发表文章数量，作为评价教师科研能力、决定聘任与职位晋升的重要指标。这就促使大学教师在残酷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追求论文发表数量。从表面看，学术界论文、奖励、项目繁多，但由于只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并没有带来学术的真正繁荣。

    其次，简单化的市场竞争法则使学术和大学职业环境恶化，可能造成知识分子精神的萎缩。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被戴上紧箍的大学教师，已经很难拥有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而对于学术创造力来说，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经费可能更加重要，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曾经是许多学者的座右铭，但这需要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安心地读书、讨论、思考、写作。然而在简单化的市场竞争法则下，这一切变得几乎没有可能。有人戏称：在年度考核制度的压力下，那些有志于成为大师的人，不是饿死就是成了下岗待业人员了。可以想象，学者们成天生活在职业生存的焦虑和压力之下，将引起学者社会地位的下降，职业尊严感的丧失，最终会造成知识分子独立性与批判性的丧失。

    第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一流的行政管理水平和服务体系。但是由于行政权力的主导地位，这场改革没有触及教育工作中行政管理机构庞杂繁琐的弊端，反而加剧了官本位和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泛滥。令人担忧的是，当下许多学者的宝贵时间消耗在非学术和非教学的会议及各项繁琐的应付性工作中，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被大量挤占。学者陶东风撰文说，近5年左右的时间中，他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他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真实的感受。

    大学承担着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培养高等级人才的重任，同时也是发展和创造民族文化，实现文化独立与思想创新的主要阵地。学者甘阳认为，中国大学的使命是要坚持和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上的独立自主，而不是要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体制怎样发展，关系到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塑造怎么样的民族性格。

    早在1919年，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创始人的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我看来，大学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关系到中国大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应当围绕蔡氏三原则进行，特别是应该为学术研究营造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其最终评论标尺应当看是否有利于教育与学术事业的发展。

    首先，大学改革最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改革大学人事制度中严重窒息了教育和学术活力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让行政权力回归服务职能，使学术权力成为大学的主导性权力。只有让教师真正成为大学的主体，才能激发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创造力，这是当前高校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其次，大学改革要在制度上为大学教师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为学术研究营造宽松的环境。这就需要大学管理者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改变目前简单化、一刀切的科研成果量化考核机制，建立更完善、更科学的以人为本的职务晋升机制。这个机制应当允许刚刚走上科研岗位的青年教师进行一定时期的学术积累，厚积而薄发，在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学科领域显得尤其重要。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之所以能够四五年不发表一篇论文，潜心研究庞加莱猜想，也得益于中山大学对已取得较高成就的教授不进行考核的制度。有消息称，北大目前正在试点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即只要在聘期内发表一篇产生较大影响力的论文，经院系学术委员会认定在相关的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该学者就可以不进行量化考核，以克服盲目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带来的弊端。这都是有益的尝试，值得推广。

    第三，为了保证学术自由，应借鉴西方大学人事管理体制，切实研究制定并推行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职制度。据了解，在欧美等国，获得终身教职的大学教师占全部大学教师的70％－90％以上，这使得绝大部分学者不必担心生计问题，从而安居乐业，潜心学术研究。而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具有终身教职的大学教师比例相当低，甚至有的大学只有院士才给予终身教职，这不利于大学教师安心教学与学术研究。

    最后，在以上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严格的大学教师遴选机制和完善的学术道德评价体系，以保证将真正有志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人员吸纳进大学教学与科研队伍。

    有了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配合以完善的学术成果和学术道德评价机制，就能够建立一支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学术队伍，从根本上防止学术失范、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

     [南方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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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美国记者　唐勇

　　普林斯顿大学(以下简称普大)成立于１７４６年，与哈佛、耶鲁并称“常春藤三巨头”，有“美国最好的大学”之称。普大在名校林立的美国为何能独占鳌头？在普大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看来，不贪大求全是其成功秘诀之一。

　　提起世界名校，人们往往喜欢用“高”（研究高深）、“老”（历史悠久）、“大”（规模庞大）、“全”（学科齐全）这四个形容词。然而普大既不“大”也不“全”。普大目前在校本科生４７６１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２０３１名，与拥有上万学生的其他名校相比，普大可以说是一所典型的“袖珍大学”。普大的学科也不全，迄今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兽医学院。这在美国高校中绝无仅有，因为商、法和医三大专业都是社会上最热门的学科，能够给学校带来滚滚财源。

　　蒂尔曼在普大校园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普大从没有设立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计划。最主要的理由是，“一旦设立，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干扰我们从事最主要的工作，那就是本科教育和博士教育”。虽然普大会因此在经济上遭受一些短期损失，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值得的。实际上，由于普大声誉卓著，校友纷纷捐款，普大目前的经济状况比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都要好。她说，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是普大的优势所在。“可以说，小就是美！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

　　蒂尔曼介绍说，在美国常春藤盟校中，普大对本科生的教育质量最为关注。正是由于学校规模小，研究生人数少，普大的本科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常春藤大学都密切，师生之间的沟通也更充分，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蒂尔曼还向记者介绍了普大的“导修制”。她说，普大本科生的大部分基础课程是在１００到１５０人的小礼堂内上课，但学生们可以享受到“导修制”——每个星期学生们都参加１０到１５人的小班，由教授或是助教带领，复习一个星期以来所学的课程。这个制度是由曾担任普大校长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制定的。此举颇受普大本科生欢迎。美国其他大学后来都借鉴了普大的“导修制”。除了“导修制”，教授和学生之间还有很多沟通的平台。比如，数学系有喝下午茶的传统。师生聚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随意谈天说地、自由交流。另外，普大一直坚持在第一学年开始时让本科新生１０到１２人一组跟老师参加研讨会。所有教师每周要专门接待学生并解答他们的问题。

　　蒂尔曼说，在所有交流形式中，最独特的是普大的饮食俱乐部。普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高年级的学生，社交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参加普林斯顿有名的１１个饮食俱乐部。每个饮食俱乐部都有大约１２０到２００名学生成员。这样可以让学生们彼此建立更小的社区，通过这个社交空间结识朋友。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蒂尔曼：“目前中国的不少大学为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创建二级学院，或者与其他院校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对此您怎么看？”蒂尔曼回答说：“这是对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自然反应。如果我是这些大学校长中的一员，我会深感忧虑，因为随着学生和教师数量的急剧增长，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不受影响。”蒂尔曼认为，应尽量在学校规模扩张和保证教育质量之间求得平衡。

　　（本报华盛顿电）

    《人民日报》 (2006-06-08 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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