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瑞涛

    自从“研究性大学”成为以前国内重点大学的新名号后，“研究”一词便有了许多感性的新体现，比如学校里研究生的数量渐渐超过了本科生，博士楼一幢幢拔地而起，下课吃饭时，食堂里黑鸦鸦挤成一片的竟然全都是博士!不过除了这些让外边人觉得“研究性大学”果然名不虚传的现象外，“研究性大学”在内质里面也出现了不少新变化，当然有些是积极的，可以促进学术、科研的发展，但另一些现象却让人不太看得懂，而且越看越奇怪。

    首先一个怪现象是师资结构的倒置化。一般想到学校教师的职称结构，总会在脑海里出现一幅金塔式的结构，教授是少数，讲师是多数，但“研究性大学”里这个金字塔显然是被倒了过来，讲师成了“稀有生物”，进入这样的大学里见到老师就称教授，十有八九是不会错的。学校领导在与年轻教师谈话时，也常会语重心长地告诫新人说：“一定要努力呀！不但要有博士文凭，而且还要尽早上职称，如果二年、三年内不见成效，那就只好把岗位留给更有能力的同志了。”然而在如此众多的教授、博导中，有许多人却是在“研究性大学”出世后的几年内才紧跟着产生出来的，其方式大抵不过校际间“挖”人，引入“海归”和校内催化培养，一时许多学校都进入了“非常状态”，变动剧烈，不象是教育改革，倒有点教育革命的味道。这种教授化的结果一方面使原有教授在地域分布密度上发生了变化，往往穷省愈少，富省愈多；另一方面，按现在上教授的速度，几年之内师资队伍就可以完全教授化了，于是被倒置的金字塔将会变成真正的“空中花园”。

    由于师资结构呈倒金字塔式，“研究性大学”在“研究”方面就派生出另一种怪现象，即：“学徒上阵”。举例来说，国家科研投资的重头项目大多没法一人完成，总要一批人联合起来才能运转，这就需要有人作总指挥，而更多的人去负责具体事宜，而且按常理讲本来就该是指挥的人少，干事的人多，“研究性大学”也不能例外。但现在，一个教授拿到课题，面对着一群教授，他能叫谁去具体做事，而谁又能听他调遣、指挥？为了解决无人可用的困境，导师只好把自己的弟子推到阵前，以致于博士生不够用了，就把硕士生也顶上去。这支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徒军团”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作战档次也越来越高，甚至一些国家的重大项目，现在也由本该站在旁边学习的学生直接操办了。

    “学徒上阵”后给本来应该是安安心心搞研究的“研究性大学”又带来了“动荡不安”的怪现象。因为研究生正常来说只有两、三年时间呆在校内，而且这段时间里还得先完成学业，虽然被编入了导师的科研队伍，可“研究性大学”基本上是从“海归”和其他学校的教授中引进人员，所以干得再好，被留下的可能性也不大，加之当前供需失衡的劳动力市场上让人乐观不起来就业局面，最终导致这些上阵工作的学徒很少有人能全身心地扑到科研工作上去。再者，他们参加一个项目的研究，刚熟悉操作流程后，可能也就该毕业走人了，即便能善始善终，也因为不能连续工作，往往失去积累经验的机会，而导师也不得不每每和一群新人回到原来的起点上重新合作，重新磨合。于是导师有时也会有意拖延弟子毕业时间的情况发生，从而加剧师生间的矛盾。对此导师自然有一肚子苦水：一个工作如果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而参与这项工作的弟子干了三年、四年后就要毕业，后面的人怎么能及时补上来？因此不强制留人，整个工作可能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当人们都去搞研究的时候，“研究性大学”毕竟还是所大学而不是研究所，校园里仍有几千号本科生存在，于是本科生的课堂上经常会出现老师神不守舍的怪现象。虽然学校一直在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但很多本科生四年下来对系里、院里那些大牌教授也只是但闻其名，未闻其声。有些教授在学生大一时象征性地出现一下后，便从此“消失”，没办法，忙啊！哪里抽得出时间来搞教育呢？能见个面就不错了。而讲师、副教授们就更看重研究了，因为学校实在的评价标准就是科研水平如何，科研成绩有多少，至于全心讲课，让学生说好，分量太轻了一些！于是难免一些人就把上课看成耽误时间的事，上了讲台就象徐庶进了曹营，还哪里顾得上提高授课质量。

    因为大家心都在学术上面，都想能尽快研究出更多的东西，“研究性大学”里最让人激动的便是学术成果满天飞的奇观了。对于讲师来说，最好三两年内就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于是鲤鱼跳龙门，跨过副教授的门槛儿；对于副教授而言，则要四五年内争取转正、升教授；至于教授，则不妨再拼三、五年的命评上博导，大功告成！这一切都要科研成果，而且是量化的科研成果，于是大家甩开膀子发疯式地写，没完没了地写，“著作等身”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形容性的词了。即便如此，“研究性大学”还觉得不够，以至于要求研究生也得写，这可不是一般练笔，而是要写出属着学校大名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甚至还得发表在“一级”、“A类”的刊物上才算数，其实按现在研究生扩招后的规模计算，恐怖一个万人大学的研究生发表的文章就可以把国内“A类”期刊的目录占得差不多了！至于这些雪片一样纷飞的论文，冰雹一样落下的专著，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呢？也许，一个人十年写一本好书，即使不是名著，但多少也可以为未来的名著做一块有用的铺路石吧，然而现在，十年写十本糟糕的书，大抵作用就是成为以后名著出现的绊脚石吧。

    当然，“研究性大学”出现不是什么坏事，不过如果“研究性大学”总是伴有这些怪现象在身边的话，那么这时的“学术繁荣”下面难免就只是一团大大的泡沫了，说不定实贷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更有些空空荡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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