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留白

    若干年前，有个叫伊沙的诗人曾振臂一呼：“饿死诗人！”仿佛一句不祥的谶语，诗人这顶桂冠一下子灰头土脸，许多写诗的遂改行做了小说家。我不想做乌鸦嘴，当今学术虽有“失节”之嫌疑和“失范”之事实，但生生“饿死”了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写下这题目既是有激于现实，却也不排除修辞学上的考虑。明眼人一看，应该知道我所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今的图书出版市场。

    众所周知，中国图书出版看似繁荣火爆，实则弊端多多，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在大多数出版社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挑战，步履维艰的时候，各大教育出版社却独立潮头，凯歌高奏，名利双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创造这奇迹的与其说是书商和出版人，不如说是制订政策的教育主管部门，乃至深受应试教育影响的整个中国社会。出版界有句行话：“要发财，吃小孩”，“要想富，编教辅”。当中国家庭人均藏书少到令“上帝发笑”的时候，孩子的书桌和书包里却落落大满，充斥着各种花花绿绿的教材教辅。走进城市的各大书店，琳琅满目的书架上，占据地盘最大、成交量最多、营业额最丰的也是教材教辅。

    在应试教育的祭坛上，无辜的孩子们无法选择地成为可怜亦复可悲的牺牲，而家长同样无法选择地为牺牲所付出的成本埋单。有些做父母的，自己省吃俭用，一年买不上一本书，可为了孩子“茁壮成长”，慷慨解囊时从不含糊。“穷啥不能穷教育，苦啥不能苦孩子。”口号的背后是让人痛心的现实。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文，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在疯狂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出版业为虎作伥，刀口舔血。中国出版业依靠教辅究竟赚了多少钱，只要认真统计，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人们应当想到的是：正是这些泛滥成灾的教辅，毁灭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葬送了无数青少年的梦想……假使三千年后，考古学家来到20世纪墓园，他们挖出一个‘出版家’，问他，一生出版的最出名的书是什么？那死魂灵喊道：‘《课课练》！’——什么叫‘课课练’？不懂。再挖。又挖出一个，一样给他开口的权利，问他，一生出版了什么名著，那死魂灵得意地说：‘《高考复习一点通》！’依旧不懂。再挖，再问，死魂灵们个个得意非凡，其他还有‘高考导航’、‘××考霸’、‘××考典’……在那里埋着的一群人将给文明世界留下一个个不可思议的谜。”（吴非《明天如何写出版史》，《都市文化报》5月11日）

    可见，教材教辅的畅销绝不是什么文化的福音，教育的春天，相反，它是不得人心的应试教育和急功近利的出版界沆瀣一气、共同孕育催生出的商业怪胎。当孩子们夜以继日地赶做习题、冲刺考试的时候，那些编教材教辅的“选家”和出版社却赚得盆满钵满，撑得要死，富得流油。巨大的暴利使得一些非教育类出版单位也“尼姑思凡”，纷纷打起教材教辅的主意。

    暴利从来都是腐败的温床。近日，媒体披露了一系列与教材有关的腐败案例。先是江苏省检察机关经过两年多的侦查，挖出了一系列高校教材回扣案：在江苏115所高校中，竟有109所学校涉案，已有130多起商业贿赂立案。再是四川省高校图书腐败大案，以及山西临县教材贪污案，不一而足。这些作奸犯科者，其贪财敛利数额之巨，规模之大，手段之刁，危害之深，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教育是百年大计，但是教化“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教材，却成了无耻的腐败分子大肆敛财的温床。为什么现在“上学贵”？因为校园里竟隐藏着“商业贿赂”这么一只肮脏的黑手。（《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5日）

    可想而知，上述案例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大更多的“黑洞”和“暗礁”尚未“浮出水面”。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与教材教辅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术著作的出版则“门前冷落鞍马稀”，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报道说，目前，我国出版业在产值和利润上过分依赖教育出版，教材产值比重超过50％。而我国专业出版在市场尚不足10％，反映世界学术前沿状况的专著还很少，学术著作的出版几乎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学术出版在“文革”之后的十年间，是有过一个“春天”的。用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朱杰人的话说，那段时间学术图书销售之旺不是用春天可以形容的，简直是“火热”，出一本卖完一本。“但是市场化以后，除了赚钱的书，其他的书基本上卖不动。”（《新京报》2006年1月18日）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出版家宋原放先生著的《出版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其中有一篇写于1993年的题为《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的文章披露：“1989年，上海一家学术出版社有100种书稿被迫‘冻结’，不能付排。还有一家出版社已向全国征订的60种书，由于印数太少，不得不暂时停止付印。”可知，早在1989年，学术出版就进入了“冰川期” 。

    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趋严峻。出版社真有点像古代“朝南开”的衙门，“有书没钱莫进来”。似乎这个世界早已准备了各种套子、夹子、陷阱，让你钻，让你跳，并且模仿日本电影《追捕》里高仓健的声音引诱你：“跳啊？唐塔已经跳下去了，周仓也跳下去了，你倒是给我跳啊！”——谁都保不准自己不会跳下去。

    孔夫子说过：“君子不器。”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培养的也就是个“器”。中小学是考试机器，大学是求职机器，工作以后是工作机器，死了就是报废的机器。难怪有个老外哲学家写的《人是机器》竟成了世界名著。“器”和“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丧失了主体人格而后者还想勉力维持，至于古之所谓“君子”，用上海话说：“侬想也勿要想！”

    “撑死教材，饿死学术”正是这种重“器”不重“人”的功利教育的并发症，也许，它的后遗症还要可怕。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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