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新浪科技配图)

　　本报记者 赵何娟 发自上海

　　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的演讲安排在他到达中国的第二天，他的脸上却没有因为时差不调而显出倦容。他说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希望能够一直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把主题演讲时间控制得很短，更多的时间留给了与其他校长的对话。

　　学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出身的亨尼斯语速格外快，并且能高度概括别人提出的冗长的问题。在《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过程中，即使不断被其他记者打断，他也总能主动回到原话题并且层次清晰地表述他的观点。

　　与硅谷互动

　　从学校毕业到担任斯坦福校长之间，亨尼斯曾三次出入硅谷成为“完全的企业人”。起先，亨尼斯自己开了两家公司，后来开始帮助一些小公司筹集资金。

　　“那是我最好、也是最累的阶段，但也很兴奋，如何成立新公司，召集人力、开发新产品，一切都很快乐。”

　　当然，亨尼斯最终又选择了回到学校。“这是因为我太想念我的学生们了。”虽然如此打趣，但对于亨尼斯来说，斯坦福和硅谷都如此重要，而后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意蕴悠远。斯坦福成就了硅谷，硅谷也给斯坦福带来了更多的科研资金。

　　思科公司，最早在斯坦福诞生；雅虎也是由斯坦福的两名研究生杨致远和他的伙伴在实验室“弄出来的”；Google从一个小公司迅速发展起来，更让亨尼斯大受震动。亨尼斯说，Google来源于当时研究室的一个项目——“数字图书馆该如何搜索”，了解交叉搜索的来源，根据重要性、权威性、网络结构及个人创造的连接。

　　“当我看到Google时的心情，跟初见雅虎的时候一样，终生难忘。”

　　亨尼斯说，其实，Google的核心技术就是一种数值分析中子算式，这是一种基础学科。因此，亨尼斯深受启发，没有与数学这一基础学科的合作，就无法找到这一算式。

　　“基础学科不容忽视，表面上，技术转化来源于应用学科，而应用学科都是依靠与基础学科的合作才能实现。”所以，亨尼斯回到学校后，也更加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在斯坦福设置的计算机科学系里，理论计算机科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不是分开的，两者相辅相成。

　　亨尼斯进一步补充说道，从学校实验室进入企业，当想法改变再回到实验室后，还可将企业的经验继续运用于科研，而这些经验是一直呆在学校里所不能获取的。

　　亨尼斯介绍，一批新兴公司在硅谷出现，斯坦福为他们提供技术也提供管理人才的团队；同时，硅谷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最多最好的风投公司。“在斯坦福大学2英里以内，你可以找到任何风险公司为你服务。”亨尼斯笑着说，这就是科研成果能够帮助大学“富足”。

　　教授成为“两栖人”

　　斯坦福最为人所称道的、最成功的是“科研成果转化”。亨尼斯说，关于这一点，他最有必要给学生上的第一课，是让他们明白，技术转让的核心是人才，而不仅仅是技术。斯坦福转化技术的成功，依靠的是人才的转让。

　　斯坦福曾经有一整个实验室搬到了惠普，SUN、雅虎、Google的项目成功，也是因为斯坦福的发明人员直接“被转让了”。

　　当然，将项目转化为一个公司，更需要具有管理天才的人，也只有一个有管理天才的团队才能吸引天才工程师。

　　在硅谷成立的年轻公司往往吸引不了有影响力的管理团队。而这些新公司却非常需要有力的帮助和指点，为他们指明方向，改变业务计划，告诉他们如何对市场作出反应以及在法律、融资、技术方面拿出整套方案。

　　这些都可以由斯坦福大学的相关教授提供。一些小公司常常只关注核心工程，而把其他相关项目委托给斯坦福的教授去完成。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在硅谷办了很多公司。

　　对于教授开公司，是容忍还是控制？面对这样的问题，亨尼斯说道：“这确实会有利益冲突。虽然没有控制，但是有底线。”

　　作为校长，亨尼斯并不阻止教授有经营行为。但首先要坚持斯坦福创立以来所坚持的第一要旨，坚决禁止教授在相关公司里担任任何管理职务，只能从事咨询等业务，每周只能有1天在公司工作，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汇报制度和监督制度。在这些规定中，亨尼斯特别强调的是，尤其不允许教授的课题与硅谷的业务、项目相同。

　　另一方面，亨尼斯也表示，如果教授每天都在“象牙塔”里，可能会流失更大。亨尼斯说，因此，特别需要保持一个平衡。

　　亨尼斯在1981年，便组织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并因此被称为“RISC之父”，在他的指导下，这种技术也被运用到工业生产中，1984年他合作研制出MIPS计算机系统，直到现在，他还在致力于此项研究。当记者问起他在其中最成功的转化经验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只要两个基本要素具备，就一定能成功。”

　　他所说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技术是真正革新的；其次是要有一群真正的拥护者，相信这个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能够运用，而且在工业领域同样能够运用。

　　研究生最具创新力

　　亨尼斯确定一个创新团队的选择标准：最重要的是要选对人；其次，要有充分的团队自由度，创新研究取决于灵活性，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第三，要有一流的设备、实验室和技术。

　　亨尼斯说，选择对的人才能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且能够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创新的团队应该一直生活在技术和研究的最前沿。除了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最重要的是要有最尖端的科研人员。

　　亨尼斯根据自己的科研和企业经验，将人才也分为三种：

　　一类是理想家，能看到科学技术发展机遇的人，有更好的愿景。

　　一类是探索家，能为技术变革创造良好机会，发现并利用具有革新性的变革。可以说，探索家推动改革与创新。

　　一类就是不受束缚的执行者。他们不受以往经验的限制，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

　　他认为，斯坦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就属于第三种类型，他们不知道也不会去想将来有什么陷阱和阻碍。“研究生是最具创新力的人群，硅谷的众多新兴科技企业都出自校内研究生。”因此，他也一直在给这群充满创新力的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斯坦福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指导老师、可以按兴趣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挑选志趣相投的同学组成学习小组等。

　　他常鼓励学生，每天工作时间有12个小时，每周有7天，这84个小时都是他们的创新时间，总能够至少有1个小时能产生创新的思想。

　　“自由之风永远吹”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亨尼斯给学生们提供留学机会。斯坦福有十多个海外学院，本科生中35%的人都会去海外校园待一段时间，他认为，未来的学生只有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联合合作的人才能创新。

　　亨尼斯也常鼓励学生在校外多体验与享受人生。研究生中自然不乏创业者。但在亨尼斯看来，年轻的创业家在找合作伙伴和找融资手段时常会陷入两难的地步。

　　亨尼斯过去的工作重点，都放到了这些新公司上。他常花很大精力去帮助这些新的企业成立研发部和开发部，他认为这些都很重要，需要在研究和产品的开发上搭起一座桥梁。

　　亨尼斯档案

　　●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和国家科学研究院成员

　　●于V illanova 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在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77年，受聘于斯坦福大学

　　●1981年，组织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并被称为“RISC之父”

　　●1984年，合作研制出MIPS计算机系统

　　●1999年，任主管学术和财务的副校长，致力于生物科学和生物工程方面的跨学科建设，并努力提高教职员工的工资待遇

　　●2000年，任斯坦福大学校长

　　声音

　　扩招对大学会产生影响，对顶级大学的影响尤为严重。如何在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之间寻求平衡，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在提倡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而能转化的科技研究往往都属于应用型研究，那么如何处理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前者显然更能带来经济利益，那对这两者的科技人员的考评机制怎样？

　　亨尼斯：必须要看清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很难说谁比谁更重要，这是一个连续体的不同步骤，基础研究是应用导向研究的基础，两者也是互动的关系，Google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做基础研究的人是否一定要参与转化，是否一定要对企业有影响，这个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只看这一点，而将基础研究弱化，不仅大学做不好，产业一样做不好，国家经济也会受影响。

　　相反，当应用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更需要强化基础研究，不然应用研究失去了更高的起点。

　　另外一点，关于评价机制问题，斯坦福对两者的评价标准都是相同的，采用同行评价的方式，由同行来认定他们是否在行业内作出了贡献，贡献有多大，而不是由位高者决定。

　　这种贡献可以是对企业的，也可以是对不同的领域，例如数学、化学、物理、航空。需要找具体领域和行业的专家，让他们来作出评价，只要是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如果一直没有成果，当然也拿不到科研经费。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中国处于世界顶峰的科研人员很少，诺贝尔奖空缺，这与我国学校的培养方法有关吗？

　　亨尼斯：我所接触的中国留学生都很聪明，从各项指标来说，也都很突出。我无法评价中国的培养方法，但从斯坦福的经验来看，我们会努力支持最好、最聪明、指标最高的学生，给他们提供最充分和他们最需要的硬件、环境，更重要的是给他极大的自由度，我从来不会告诉他们要研究什么，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去探寻、摸索以及选择。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有重理轻文的现象，而据了解，在美国政府科研经费也都基本投入到理工科中，那么斯坦福的科研经费如何在文科与理科之间平衡？

　　亨尼斯：斯坦福的科研经费由两大部分组成，大多来源于联邦政府，很少给文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医疗等经费往往最多。另一部分则是大学自筹，这部分经费大多提供给文科和社会科学，按大学和学科级别分配到文科中。我们的自筹经费基本支持联邦政府不支持的学科。

　　《第一财经日报》：你说一直跟中国校长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经常听到有关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讨论，你是如何评价的?

　　亨尼斯：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很高兴看到中国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将来很可能全球最好的大学都从亚洲出来。

　　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如何吸引顶尖的人才。扩张一倍很容易，但要增加一倍的同样顶尖的人才却需要20~30年。

　　其实，这也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不用操之过急，顶级的教授，向来都缺少，全球最好的20所高校，最缺乏的都是优秀的教授资源。

　　我相信，在21世纪，大学必定能够成为新技术的源泉，他们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作出更大贡献。(赵何娟)

　　中国大学应首先吸引优秀师资而不是学生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今天说，扩招对最好的大学影响最大。中国大学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而不是优秀的学生。

　　他是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表上述观点的。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大学在校学生达到此前4倍以上。有记者请这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就此发表意见。

　　在亨尼斯校长看来，目前世界上有20多所顶尖级的大学。如果扩招，也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保证质量，维持原有的教学水准。即使是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兼顾人数增长与教学质量的关系。而美国所有的成功的大学规模都不大，尤其是私立学校。

　　“扩招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学吸引高水平师资要用20到30年的时间。”亨尼斯校长说。多所世界著名大学校长都有一个相同的结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本科生。问题是学生数量的增加与教育质量的保证很难成正比。教育部的有关数据也显示，与1998年相比，在校大学生达到4倍以上，而教师人数还不到同期的两倍。

　　在大会上，亨尼斯还郑重提醒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创建公司不是大学的主业所在。

　　他说，历史上斯坦福有很多支持技术转让的事例，著名的思科公司、SUN、GOOGLE皆发源于此。但斯坦福自己从来没有一个校办的公司。亨尼斯解释说，那是因为大学没有最合格的人员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学是培养创新的沃土。

　　亨尼斯以自己在大学和硅谷25年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在大学培植“创新”的土壤。在他看来，建立创新环境有三个内部因素。第一是选对人，第二是时刻生活在技术的前沿，第三是寻找划时代意义的技术。

　　选对人是最重要的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创新的生态环境。亨尼斯说，“对的人”有三类，第一类是理想家，他们能够很快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机遇，从一开始就比其他人高瞻远瞩，有战略眼光。他们有新技术，新能力，愿意改变旧的办法，降低成本。

　　第二类是探索家。这类人通常是受到技术经验的驱动，能感受到技术的变革，创造新的机会。刚开始，这样的机会看起来并不明确，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幸运的。而实际上，是他们擅长在某个领域发掘并利用那些变革。

　　第三类是不受束缚的执行者。这些执行者愿意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尽管开始这些方法和途径看起来没有多大价值。在大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这个角色，他们有探索精神。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有哪些陷阱和阻碍。 (记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