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针对IT等热门专业不注重大学生素质培养，而着眼于就业技能训练的“技工化”倾向，惊呼“大学不能变成‘技工学校’！”，引发了中外校长的共鸣，例如：被认为“与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就表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创建新知识，“大学要更关注基础研究”。（昨日《中国青年报》）这里涉及到一个宏观战略选择问题：在发展中大国国情和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全面审视和确定中国大学多样化、多元化定位？就高等教育的一般职能定位来看，的确“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创建新知识”，但其具体使命从来都是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国情环境和社会需求紧密相联的。

　　按照发达国家的一般历史经验，因为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重心同样离不开初中级层次，大量的教育资源配置在社会需求最集中的初等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而高端的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则需要放在战略层面长期“放眼量”。

　　但是，传统的体制强化了纵向单一集中型的社会结构，普通民众把“高层次教育”（上大学）看作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主要甚至是惟一通道，这不仅使教育系统被赋予了太多不该负担的沉重使命和职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很容易异化成民众“急功近利”谋生的工具。

　　加之，市场化改革后，大学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无论是家庭及学生教育需求环境，还是人才市场需求环境，抑或是国家经济目标导向下形成的政策环境，都容不得大学超脱世俗，在长期战略管理层面从容大度地进行“知识创新”。近来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下，教育主管部门用“就业率”评估大学的政策更使大学陷入这一困境当中。“急功近利”、技工化或职业技校化，也就几乎成了现阶段一些大学发展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必然“宿命”。

　　与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市场化改革的复杂性相适应，我们不可“一刀切、大一统”地将600余所大学放在一个盘子里框定，要特别注意大学生态环境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多样化。从办学的基本规律来看，按照行政系统归属的学院制大学，是货真价实的“技工学校”，其基本特点就是行政性“大一统”、办学模式“一刀切”。改革开放后，虽然经过若干年合并，大学越办越“大”，其实很多学校骨子里“综合性”的大学成分并没有显著增加。而且由于行政性管理的进一步“细化”，大学办学层次越来越“拉不开”档次，只要是热门专业大家一哄而上，不管能办不能办，你办我也办。所谓“研究型大学”、“技术型大学”和“职业型大学”本来就不清楚，现在是越来越分不清楚了。这样，大学办学模式单一化、低层次退化的问题自然就突现出来。

　　因此，要防止“大学变成技校”，在简单的制度逻辑上，还必须能够防止“技校变成大学”。而要使这样两个倾向同时得以避免，惟有在宏观层面实施“善治”，革除旧有环境遗存下来的行政性框定的做法，加大多元化改革力度。“行政的归行政、教学的归教学”，还校长以应有的办学自主权，使之能够根据自身环境和校情做好各自使命阐释和战略定位，大胆拓展各自多样化办学思路。惟有如此，大学才有望回归其教育本位。

　　□李宝元（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