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贲

　　在我教书的那所美国大学里，每个一年级的新生都必须在头两个学期中修两门写作课，一门是写作能力和技巧，另一门则是公共问题论述，称作为“辩论和说服”。教后面这门课的教授可以为这一课程自行设置一个主题，如贫困、移民、妇女、媒体文化、全球正义等。这两年教这门课的时候，我的主题是“伦理推理”，安妮·汤姆森的《伦理中的批判推理》作为主要读物。

　　我选择这部著作，是因为在以往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对公共讨论中的一些基本推理和论述环节缺乏应有的训练。例如，有的学生以为，只要理由正当，结论就一定会正确。这是因为他们对理由和结论之间的“隐性假定”缺乏了解。像“尼克松是好总统”这样一个结论，能不能用“因为他精通外交事务”或者“因为他好几年没有买新外套”这一类看上去“符合事实”的理由，来成为一个正确结论呢？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不能，因为这两句话之间的“隐性假定”并不是可靠的假定。辩论可以运用隐性假定，但隐性假定必须经得起批判检视。所以，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必须对自己和他人论述中的隐性假定加以仔细审视，以确保结论的可靠。

　　在公共讨论中，还有一个学生经常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伦理概念并不等于伦理原则。人们可能运用同一些伦理概念，如“自由”、“平等”、“公正”，但却就它们形成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原则和规范。讨论公共问题会涉及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第一种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所最普遍使用的，它区分“德性”和“恶”，如“仁”、“义”、“德”和它们的反面“不仁”、“不义”、“无德”。这一类伦理概念因其高度的抽象性，成为价值伦理持久的跨越古今的表述。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伦理概念很抽象，所以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去进行诠释，例如在君主专制社会中的“仁”、“义”，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仁”、“义”，它们会成为运用相同伦理概念的不同伦理原则。

　　第二种伦理概念是“责任”，尽责任的就符合“德”的规范，就是“好”。对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来说，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他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基本责任是一些不容质疑的义务和承诺，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和人们平时所说的“忠”、“孝”等。尽管我们还在使用这些伦理概念，但已不认同它们原先的伦理原则。

　　在现代公众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像“参与”和“介入”这类概念，对公民来说，不仅标志着他的责任，而且也标志着他的权利。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奉献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权、尊严、自由、平等）为条件和基础的。社会责任还特指对“易受伤害者”（“弱者”）的责任，如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责任，公民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处于弱势者的责任。

　　第三种伦理概念是“权利”。这是中国公共伦理中最薄弱的一类概念。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权利是公民平等的保障和体现方式。任何一个公民在申诉他自己的权利时，都在要求其他公民履行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任何人的权利都必须以他人的某种责任为条件，由于这种责任并不总是合理，所以责任者权利必然不仅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而且也应当包括可以不做什么。例如，君王自称有要求臣民奉献忠诚的权利，这是以普通人必须绝对服从权威人物的责任为条件的，如果普通人没有某种权利（平等、尊严）的保障，他们便永远无法拒绝这种所谓的责任。普通人必须以他们的“权利”，来解释和表述他们拒绝效忠这一行为的道德性。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基本的普遍权利，还有各种具体的个人权利，如“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工作权利”、“教育权利”等等。这种“权利”是人们常用的伦理概念，但有了相同的“权利”概念，并不就等于就能落实为同样的伦理原则。

　　有两种落实权利伦理概念的方式，形成两种不同的伦理原则。第一种是将具体的个人权利等同为道德行为标准，凡是个人权利范围之内的，都是道义上可以接受的。这是一种“伦理最低限度论”。它允许“可以不管的事，我都不管”，对旁观者，它要求“不关你的事，不要你管”。一切用普遍道德规范对个别行为者的批评，都因此被视为干涉他的“权利”、“私事”，都被视为不道德的举动。

　　第二种运用权利概念的方式，则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原则。它从所有人的一些基本而普遍的权利和人权出发，在讨论公共问题时，它强调，真正具有社会价值（或国际社会价值）的权利应当建立在普遍性伦理原则之上，应当促进和增强与这些权利本身相一致的体制（民主）和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它兼顾不同个体权利和利益，它是一种集体性的，而不是极端个体性的伦理原则。

　　个人和个人、社会和社会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往往并不是因各自持有不同的伦理概念，而是因为相同的伦理概念可以演化为不同的伦理原则。正因为如此，坦诚公开、理性批判的公共讨论格外重要，所以才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内容。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