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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师在哪里？

    李水山

    我们已经拿了很多世界第一，盖了世界第一高楼，举办了世界性庆典，选出了世界美女，我们有令子子孙孙荣耀的四大发明。但是，我们有不少缺憾，我们值得骄傲的大师大多是外籍华人，至于蔡元培、鲁迅、郭沫若、李四光却是属于已经消逝的另一个时代。

    如今的中国的大师在哪里？这是全国、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事情。这是事关我国教育、科研事业继承与发展的大事。

    在这一英雄辈出的年代，为什么大师出不来，是什么原因？

    1、官本位：有一点教学与科研成就，就想做更大的官。做官好处太多，荣耀、待遇、项目、经费，一应俱全、出人头地，更重要的是能决定别人命运，而不是被别人所左右。这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也好，教学与科研人员也好，实在太重要了。教学、科研都要听命于行政官员的定调、破题和解读，出来的结果也都是预料之中，科研人员只能在这些即定调子上添砖加瓦、粉饰加工。这种社会风气的蔓延，导致全社会官僚化和全民官员化。像联想、海尔这样的知名企业正在走向国际化，适应全球化，需要通达世界文化的各种人才，北大、清华大学要孕育世界知名学者，在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是很难实现的，这是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2、会议多：有人总结，一年开300天会议。1/3的会是上级部门开的，1/3是下级部门安排让你参加的，还有1/3是自己组织开的。不开会干什么，这是工作，这是舞台，这是政绩的展现。如此多的会议，有多少是做实事的，大家都很清楚，还是继续延续着。更多的会议不得不参加，科学家无奈与疲惫的心情，哪里还有时间、空间和情趣独立思考。会议多，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我国的具体表现。

    3、考核与评奖多：上级主管部门多，这些部门要干事，造成所属事业单位一年内各种考核、考试、评估、评比、评奖多，搞得大家疲惫不堪，又心神不定，同时也深受心灵伤害。有人开玩笑说，当年要每年打分评比、评奖的话，《水浒传》、《红楼梦》说不定被评为三等奖，还有可能评不上呢。多数评比、评奖、考核与人为排序，挫伤科学家的创意、情趣和积极性，没有起到真正激励知识分子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反而助长和固化了官本位、行业部门垄断、长官意志和形式主义花架子。

    4、频繁、无序的机构与人事改革：体现在无法律依据的频繁、重复、低效、无休止的机构与人事改革，形成全社会恶性循环。1年1次、或2年1次的“竞聘上岗”的游戏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和程序，可以由个别领导定。新领导一上任，如不满意现状，可以打破时间周期和现有格局，无视原来的任期，随时让全员“卧倒”，重新“洗牌”，这是行政长官权利最大化和雇佣成本最小化的表现，这是误导全国人民走向官本位社会的最大原因，迫使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走向做官之道。长期的等级社会结构，维系着权贵特权对资源的垄断和持续掠夺。

    试想，培育一个植物新品种需要7、8年以上，这还不一定成功，失败了还要重来，则需要更长时间。如果每年搞一次所谓的“竞争上岗”、“重新聘任”或“轮岗”（行政干部需要轮岗，尤其是人财物管理部门，但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一定要体现专业性、继承性和连续性，要有区别），科学家能有什么心情和精力培育出新品种呢？在这种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浮躁、恶劣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心灵受到极度伤害，别说是发挥聪明才智，就是正常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于是一大批低水平重复，甚至假冒伪劣的科研成果纷纷出笼，并畅销一时。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无不感慨地叹息，在大陆真才实学和货真价实，打不过假冒伪劣。

    5、“运动式”的科研：在自主、宽松的教学与科研环境中，可以自由选题、思考、研究和创业，这才是大师辈出的土壤。然而，行政式的教学与科研课题的申报、安排、参与和评奖，轰动一时的行政性宣传安排和“运动式”集体攻关课题，营造一轰而起的鼓动效应，实际上是“一阵风”、“运动式”效应。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长期辛勤研究的成果被一轰而起的“运动式”科研宣传和炒作给瞬间埋没，留下的是通过申报、评奖排成序的低水平重复的作品。

    6、各种干扰和困扰，使科学家失去创意激情和灵感：说一千到一万，一位科学家的创意、情趣和灵感是大师辈出的最佳土壤、氛围和社会环境。如果科学家被行政、事务、考试、考核、评奖和评聘所捆扰，就会失去创意激情和灵感。虽然集体攻关很重要，但科学研究的最大特征与规律是很强的个体创造与劳动。如果科学家失去对某一专题的浓厚情趣，经常被人为干扰得胆战心惊、左顾右盼，担心自己的岗位、薪酬和饭碗，就根本不可能有长年、潜心、钻研的基础和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创作灵感和成就。日积月累的潜心研究，才能积少成多、后积博发，终于在某些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大师便破土而出。

    7、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只有创作热情、研究项目和经费，没有足够的创作自由、时间和空间，动不动被呼来唤去，参加各种活动，是不可能培养和孕育大师级科学家。国外大企业、国家级研究机构都有几十人的高层次研究团队，没有年度、季度和月份的具体科研任务，有很大的自由活动时间与空间，但需要超常规思考和从事几十年后的超前研究。如果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改革得如同企业和行政机关一样，机械、高效、模式化、市场化、流水线作业式运作机制，不要说大师，具有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才也保不住。

    8、狭窄学术环境下的人格偏离：有时，国内知识分子及青年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和观点极其激烈，引起国际政治界的震惊和关注，似乎整个教育制度出了问题。这实际上这是被缩小的时空环境中的苦闷与挣扎。很多领域不能涉足，国内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找外因来发泄，这样可以回避矛盾指向自己。找出制度性深层次矛盾成本太高，难度太大，说不定还引火烧身。国内很多人文、社科类课题研究偏离主题，结论不科学、不准确、缺乏新意和深度，化别人成果为己有，缺乏社会责任心，指鹿为马，赝品盖过正品，正是这个原因。

    中国的大师在哪里？就在我们周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倡导下，通过诸多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改善，我们周围开始孕育和出现具有大师潜质的人才。但是，我们所处的地基还不牢，土壤板结，空气污染，闭锁保守，环境恶劣，人为干扰，频繁折腾，浮躁急躁，障碍重重，本来有志向潜心研究的人才，被人为折磨得见人就点头称道，碌碌无为。稍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出众才华的人被有些单位排挤、边缘化，炒作淹没了真知灼见。于是，开窗户则破口大骂，在屋内却装矮人的武大郎店在各地便开张了。在“人格矮化”、“心境扭曲”和月月“鸣锣催鸡下蛋”的社会环境中是出不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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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群体性烧包”

    中国高校（本文仅特指大陆院校）近几年来不但人潮涌动（都是扩招惹的“祸”），而且钱潮涌动（都是高学费带来的高效益），两种浪潮日渐汹涌之后，高校们终于财大气粗起来——买地盖楼真忙，凸显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本来，高校搞一些适当的基本建设，改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条件，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不过，富裕起来的中国高校们似乎并不满足于“改善”，而是立足于上档次上规模，大有拔足狂奔勇夺“世界最豪华高校”桂冠的气概。“高校建设屡现面子工程：北京某高校食堂竟安装两部观光电梯”（《中国青年报》8月7日）的新闻披露的不过是类似“档次”和“规模”的冰山一角，但是这已经足以令人感慨良多。

    中国高校为什么在富裕之后爱烧包？为什么容易患上“群体性烧包”症？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让我们暂时撇开高校的问题不谈，仔细想一想还有哪些行业哪些人也患有“群体性烧包”症。对了，急于出政绩的官员最容易患上“群体性烧包”症，他们从心底里无限热爱面子工程，因为GDP与乌纱帽有各种关系，他们便常常不顾经济过热带来的负面效应，变着法子快速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另外，大款们容易烧包，对这帮大爷来说，如果衣食住行档次太低，那就不够上流社会，不够高雅品味，属于人生颓废。可是，上述两个群体非富即贵，而高校以及高校的领导者们从理论上说应该稍稍理性一点，稍稍矜持一点，甚至稍稍清高一点。

    不过理论归理论，中国高校自有其特殊性，它们岂止是非富即贵，简直称得上既富且贵。

    中国高校的富裕是全国皆知的事实，虽然每到高考发榜日前后，总有“愁儿学费父自杀”的悲剧上演，但是这丝毫不能阻止高校荷包的快速膨胀。高校正在快速公司化（至少在追求经济效益方面如此），而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优质资源实际上早已被垄断化，基本上，中国高校已经走上了一条稳赚不赔的康庄大道，即使有“北大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半数导师不满学生质量”（《北京娱乐信报》8月7日）等等利空消息传出，潜力巨大的中国高校文凭市场依然波澜不惊——费照收，钱照赚，楼照盖。

    至于说到中国高校的“贵”——那是相当的“贵”。比如，校长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有的属于副部级，有的属于司局级，有的则为副局级和正处级，既然级别上去了，人家自然会时时刻刻惦记着自己的官员身份。指导工作抑或指导学术研究都要讲究一个派头，既然要讲究派头就不能在破破烂烂的办公楼里办公，完全有必要“量全校之物力，结领导之欢心”，这其实不完全是人的问题 ，而是体制纵容乃至怂恿的结果。

    以“既富且贵”来形容一所荷包满满且官气十足的大学是非常合适的，在这样的大学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某些人士看来，三层楼的食堂安装两部观光电梯算不得什么“人间奇迹”，也不必扯什么奢靡浪费，高校为什么称之为高校？那就是要在各个方面够高级，如果在学术研究方面不够高级，就有必要在食堂建设方面“赶哈佛超牛津”。倘若还有人说不够高级的话，OK，总有一天，中国高校会在厕所的内部装修上来一次全国大比拼，一定要把迪拜的七星级酒店伯瓷比下去。

    曾经贫穷的中国高校一旦手里有了钱，恰似从灾区逃荒至鱼米之乡的难民一样，突然幸福地找不着北了，完全失去了一介儒雅书生应有的风度和品味：不但镶金牙，而且戴上了硕大的钻戒和明晃晃的金项链，俗不可耐。更可怕的是，这种“俗”居然成为一种风尚，以至于众多高校开始“群体性烧包”。这种“烧包”的蔓延当然是因为高校自身的种种便利条件：高校作为“贵人”和“富人”，还顶着一顶“学人”的遮阳伞，运作起某些工程项目来，比纯粹的官员更方便，比纯粹的商人更有面子，比纯粹的学者更懂得打通关节，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理由给食堂装上观光电梯。

    毫不客气地说，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都在普遍丧失正常的学术追求和大学精神，有大学校长居然喊出“大师，大楼，大气”的口号，将毫无生命力不具经典意味的大型现代建筑与代表院校风骨和魂魄的大师相提并论，令我们这些后学者听着都脸红。真害怕有一天某位大学校长赤裸裸喊出“大楼，大锅（食堂），大坑（厕所） ”的口号，那咱们这泱泱中华的脸可就丢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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