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提出的受教育权问题，需要落实。江苏即将启用的“义务教育证”制度，不妨看作一次实践和探索。又缘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问题的社会敏感度，“义务教育证”制度若能收众望所归的实效，也将是对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公平权利的一次积极呼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义务教育证”制度与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教育凭证制度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由户口所在地的教育管理机构给学生发放就学凭证，学生可以凭“就学凭证”，选择任何学校读书，也可以到外地学校上学。学校则将收到的“教育凭证”向政府兑换教育拨款。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学校之间的竞争，二是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也正是因此，人们对江苏省的做法抱以期待。

　　首先要让城乡学生在“义务教育证”面前人人平等。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问题已经有了改善，但到目前为此，它之所以仍与公民受教育权所诏示的平等、公正原则存有距离，只在于这种权利如何不再“口说无凭”，如何不再表现为城市的施惠而成为公民应享的利益。此前，在一些地方，出于城市教育资源紧张等原因，并不总能让所有的外来工子女得到与城市学生同等的就学权利，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屡屡为外来工子女入学设限。因此，人们希望江苏“义务教育证”能够以制度的形式，将外来工子女受教权固定下来，使城乡学生的权利平等成为必然。由此而言，“义务教育证”的推行，不可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

　　其一，“义务教育证”制度如何真正成为流动、透明、开放的教育凭证制度，不至于演变成为新的权利限制措施，仍有待细节完善。这至少包括：“义务教育证”会否沦为一种新的部门利益的蛋糕，进城农民工会否遭遇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办证难”现象？”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务工就业”概念如何定义，是否包括寻常摆摊卖菜者，“义务教育证”是基于一种无条件的权利需求，还是基于一些苛刻的前提设定？还有，流入地政府在对待持“证”学生方面，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与义务？

　　其二，人们同样关注的还在于，江苏省的“义务教育证”制度如何与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对接。江苏省的做法只是适用于本省，但很明显的是，江苏省同样有流入全国其他城市的农民工子女，那么，“义务教育证”会不会因为出省而变成废纸一张？同时，江苏省同样也必须接纳外来农民工子女，他们很可能因为流出地政府政策所限，无法得到那一纸证书，他们的受教育权是否依然被流入地认可？由此而言，与其说寄望于全国通行的“义务教育证”制度，不如说更寄望于不仅仅依赖于一纸证书的就学权利。

　　人们对“义务教育证”的关注，对解决外来工子女就学问题的期待，不能是建立于悖论下的公平梦想，而必须是以平等受教育权构筑的“现实的乌托邦”。这无疑需要包括法律制度、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更加务实、积极的努力与完善。